在我國商標司法實踐的發展史上，最早在1996年時，發生過一起類似的案件：當時是京城西郊成衣廠，持有一個商標，叫‘紅葉牌’，是生產西褲的。因為價廉物美質量好，被當時進入內地的一個外來品牌，香江鱷魚看上了——我們常穿的鱷魚牌，是有三個獨立牌子的，香江人一個，李家坡人一個，法國人一個，英文單詞都不一樣。

那個香江鱷當時就看上了紅葉西褲質量和款式不錯，又懶得在內地開廠生產，就直接大批量進貨紅葉西褲，一車車拉走后剪了紅葉的商標，直接打上鱷魚的商標重新賣。這就導致了紅葉西褲在市場上、在消費者眼中的曝光度驟降，漸漸淪為無人知曉。

當時我國使用的還是1993年第一次修訂的《商標法》，法律中沒有‘反向假冒’的條款，最后我打這個官司的時候，是曲線引用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相關條款，才幫西郊成衣廠打贏了官司。

后來，2001年再次修法的時候，我上書相關委員會，力陳加入對‘反向假冒’打擊條款的重要性，被國家采納了，才算是正式寫入《商標法》。

可惜，這樣的案子極為稀少，修法后至今快兩年了，全國一個反向假冒進入訴訟程序的案例都找不到。別說是01年至今了，就是從96年至今，七年里就今天顧轍這一個案子。

司法考試教材上，每年提到反向保護條款，要么就完全不給案例，要么就反復說紅葉西褲案。今天這一案，法考教材在這個知識點上總算能修一修了。”

馬老板聞言，不由大為驚訝。他知道顧轍這個案子罕見，卻沒想到能這么罕見，全國七年僅此一案，這是何等的珍稀保護存在了？

他非常虛心誠懇地求教：“這種案子為什么會這么罕見呢？”

張主任無奈地搖搖頭，如數家珍地說：“很簡單，要出現這樣的案子，有一個必須的前提條件，那就是被侵害商標品牌權益的受害方、原告，要有絕對的價廉物美成本優勢。

你的東西要設計好、質量好、值得被人‘拿走你的東西，但不要你的牌子’，同時成本還要有巨大的優勢，以至于別人通過零售或者別的非合作渠道拿到貨后，再加價、貼牌倒賣，依然明顯有利可圖。

96年紅葉西褲那個案子，是因為涉及西服奢侈品，進口品牌賣得比本土產的貴太多，所以褲子本身不值錢。

但是那個案子判下來之后，加上法律修訂了，企業都知道這么干是犯法的，也就改為直接跟代工方簽約、雙方說好做oem/odm，一開始就談妥不許生產商貼自有商標。作為代價，品牌持有方甚至愿意為此給代工商稍微加幾塊錢工本費，堵住了這個法律漏洞。

今天這個案子，顯然是因為顧轍的產品過于價廉物美、而他又不跟別人談貼牌合作，才導致同行為了進他的便宜貨，鋌而走險——

馬克思說過，300%的利潤，會讓資本敢于踐踏一切人間法律。現在看來，要是能買顧轍的便宜貨、按那些品牌持有方原本的出貨價賣出去，絕對是有300%利潤的。”

馬老板若有所思地想了一會兒，終于融會貫通地點點頭：“這么說……原理我倒是明白了。法律認為品牌銷售行為，是同時附帶著‘賺利潤’和‘賺知名度’雙重屬性的。

所以別人按賺知名度的價賤賣的東西，你不能剝奪了它的知名度。如果不給人知名度，就要掏更多的錢——

類似于一個暢銷書作家，如果他自己用自己的名字寫書，能賺每千字八十稿費，那他給倪匡、黃易當槍手，說不定就得收費千字一百，因為署名權和名聲歸別人了嘛。

不過，按這個案子的說法……真要是判下來，豈不是全國知識產權法律界，都會知道‘顧轍的產品有獨門技術優勢、能把成本做到逆天低’。”

這個問題張主任沒有接話，他也不想惹事揣測，法律人說話從來都是要講證據的。他已經沉浸在判完后如何修編《知識產權法》教材的思路中了。

馬老板見他不答，也就作罷，繼續靜靜旁聽。

好在庭上的唇槍舌劍依然打得你來我往，顧轍在讓法庭接受了“這個案子的核心就是反向假冒”之后，萊曼方面那倆錦城事務所的律師，最后還發起了一波絕地反擊。

“尊敬的審判長，我方委托人認為，《商標法》第52條第4款之訂立，其本意在于明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第4款之‘虛假表示競爭行為’、在商標法領域的具體落地。

所以，一個行為是否構成商標法樊稠上的‘反向假冒’，不僅應當評估事實構成要件，也應當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精神，整體評估原告方的前置行為。

本案中，我們認為天元光學在前置行為中，本身就存在涉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所述的‘低于成本價傾銷’行為，可以推定原告方本就無意建設自有品牌、維護自身商標形象。故而對其的保護，也不能完全適用……”

后續說辭比較冗長，旁聽席上的外行人一時也聽不懂，于是馬老板丁老板等人，就繼續低聲求教張主任等專家解讀。

張主任清了清嗓子，不屑地說：“這抗辯估計沒什么用，舉個你們外行人也聽得懂的例子，

就好比《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于‘雙倍賠償’的適用，當年在一個職業打假人的案子里被認為法條使用不適格，理由就是職業打假人他不是以消費為目的買東西，他就是為了拿雙倍賠償蓄意購買的，所以不能當普通消費者來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