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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三十四章：三反之爭（下）（1 / 3）

奉天殿里的氣氛凝重到了極點。

至于被許不忌矛頭直指的黃觀更是早已渾身抖楞起來，密密麻麻的汗水自額角開始，順著臉頰一路流過脖頸，將整個前襟都濕透了。

看看許不忌給他扣的這兩頂帽子吧。

政治投機主義和政治修正主義！

這兩個詞，所有有資格參加大朝會的官員都不會陌生，因為大家伙經過這么多年，已經都熟讀過《建文大典》了，而在《建文大典》中的《政治篇》，收錄了一篇名為《神宗年荀孟之變》的文章，這篇文章講述的故事是在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過程中，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與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之間的政治博弈。

在這篇文章中，朱允炆這位建文皇帝做了批注，就將王安石定義為了政治投機主義，而將司馬光定義為了政治修正主義。

其在批注中如此寫到。

“做官施政，不能光拿眼睛看著權力，把全副精力都放在鉆研如何攫取政治紅利和投機取巧當中，搞政治不是餓了三天沒吃飯，恨不得把自己撐死也要想盡辦法往肚子里塞雞鴨魚肉。

凡是在政治生涯中，一味惦記投機取巧的，想著耍小聰明換大權力的，我們發現后，要及時將其罷黜，并要引以為戒。

王荊公是一位出色的、頗有造詣和能力的國士，即使無法真容相見，朕亦神交日久，但其為了攫取個人權力，實現個人政治抱負，豪言‘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在思想上與迫切想要奪權，廢除‘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這一制度性制約的宋神宗達成政治默契，從而得以青云直上。

主持變法后，其舉起‘恢復周禮’這一政治大旗，無視時代兩千年之變遷，大唱宗法制度與倫理的高調，搞政治排擠，搞黨同伐異。

更是為求成績，在缺少法理基礎、法權基礎和法制基礎的條件下，強行推廣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政，企圖以此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

導致地方頻繁出現與民爭利之事，雖國家財政有所好轉，但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政治目標并未實現，民力多有枯竭，抑制地方兼并的打擊也變成了導致地方地主階級與自耕農之間相互斗爭的禍因，在其離任宰輔后，矛盾爆發風云激蕩，地方百姓起義之事層出不窮。

有政治投機主義的，我們應冷面相對，堅決不可同流合污。

而比政治投機主義更可恨的，便是政治修正主義。

這群人不僅不能成為我們的同僚，更是我們的敵人，這群人毫無政治底線、政治立場，大搞兩面三刀，往往這群人還喜歡滿嘴道德仁義，偽善偽謙。

他們喜歡走哪都帶著為國為民、為江山為社稷的忠恕君子的偽裝，實際上的所作所為無不是在搞破壞。

為官為政，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腐敗就是腐敗，廉潔就是廉潔，這也是相對立且絕不兼容的。

哪有所謂的‘只要腐敗不狠就屬于一般化廉潔’這種貽笑大方的定義，更別提‘對立有大功的，只要其犯下的錯誤不大就應該免于處罰，不可矯枉過正，以免傷到更多官員的工作熱情’這種完全思想上扭曲的悖論。

立功有獎賞制度，犯錯的自然有處罰制度，哪有將不處罰其罪責當做一種獎賞的道理？

嘴里喊著法治卻在反法治，喊著為國家卻在反國家，就是修正主義。

司馬光等守舊派滿嘴祖制、江山、社稷和百姓，卻為了自己的一己私權、私利而反江山、反社稷，阻撓變法、破壞變法甚至是公然對抗變法，煽動其麾下依附的門閥、地主把地方搞得烏煙瘴氣，大肆破壞國家的道統和法理，以至于中樞處于嚴重的政治內耗，而地方更是一片混亂，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思想?！?

在《神宗年荀孟之變》這篇文章的批注中，朱允炆對投機主義、修正主義做了解讀，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那就是厭惡投機主義，痛恨修正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