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好象有誰對你們的行動極為關心呢。”他由信封里拿出了一頁疊成四折的半張13x17英寸的信紙。他把這張信紙打開，平鋪在桌上。中間有一行用鉛印字貼成的句子，是這樣寫的：

若你看重你的生命的價值或還有理性的話，遠離沼地。

只有“沼地”兩字是用墨水寫成的。

“現在，”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說，“福爾摩斯先生，也許您能夠告訴我，這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誰，對我的事這樣感興趣呢？”

“您對這件事怎樣看法呢，摩梯末醫生？無論如何，您總得承認這封信里絕沒有什么神怪的成分吧？”

“當然，先生。但是寄信的人倒很可能是個相信這是件神怪的事的人。”

“怎么回事啊？”亨利爵士急促地問道，“我覺得似乎你們二位對我的事比我自己知道得還要多得多。”

“在您離開這間屋子之前，您就會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情況了，亨利爵士，這點我保證。”歇洛克·福爾摩斯說道，“目前還是請您允許我們只談關于這封一定是昨天傍晚湊成寄出的很有趣的信吧。有昨天的《泰晤士報》嗎，華生？”

“在那個墻角放著呢。”

“麻煩你拿給我可以嗎？翻開里面的一版，勞駕，專登主要評論的那一面。”他迅速地從上到下看了一遍，這篇重要的評論談的是自由貿易，讓我給你們讀一讀其中的一段吧。

“可能你還會重被花言巧語哄得相信，保護稅則會對你的本行買賣或是工業具有鼓勵的作用，但若從理性出發，由長遠來看的話，此種立法命定會使國家遠離富足，減低進口總價值，并降低此島國之一般生活水平。”

“華生，你對這事的想法如何呢？”福爾摩斯欣喜莫名地叫了起來，很滿意似地搓著手，“你不認為這是一種很可欽佩的情感嗎？”

摩梯末醫生帶著職業的興趣的神氣望著福爾摩斯，而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則將一對茫然的眼睛盯住了我。

“我不大懂得稅則這一類的事情，”亨利爵士說道，“可是據我看來，就這封短信來說，我們已經有點離題了。”

“正相反，我認為我們恰恰是在正題上呢，亨利爵士。華生對于我所采用的方法比您知道得要多，但恐怕就連他也不見得十分了解這個長句子的重要性呢。”

“是的，我承認我看不出來兩者之間有什么聯系。”

“可是，我親愛的華生啊，兩者之間的聯系是這樣的緊密，短信中的各個單字都是由這個長句中抽出來的。例如：‘你’、‘你的’、‘生’、‘命’、‘理性’、‘價值’、‘遠離’等，你現在還看不出來這些字是由那里弄來的嗎？”

“天那！您太對了！唉呀，您可真聰明！”亨利爵士喊了起來。

“如果對此還有任何懷疑之處的話，‘遠離’和‘價值’這幾個字是由同一處剪下來的，這個事實就足以消除懷疑了。”

“嗯，現在……確實！”

“實在，福爾摩斯先生，這完全是我料想不到的事，”摩梯末醫生驚異地盯著我的朋友說，“如果有任何人說這些字是由報紙上剪下來的，我也能夠相信，可是您竟能指出是哪份報紙，還說是剪自一篇重要的社論，這可是我所聽過的最了不起的事了。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想，醫生，您能區別黑人和愛斯基摩人的頭骨吧？”

“當——然了。”

“但是，怎樣區別呢？”

“因為那是我的特殊嗜好，那些區別是很明顯的。眉骨隆起，面部的斜度，顎骨的線條，還有……”

“這也是我的癖好啊，那不同點也是同樣的明顯，正象黑人和愛斯基摩人在您眼中的區別一樣。在我看來，《泰晤士報》里所用的小五號鉛字和半個便士一份的晚報所用的字體拙劣的鉛字之間，也同樣具有著很大的區別。區別報紙所用的鉛字，對犯罪學專家說來，是最基本的知識中的一部分。不過，坦白地說，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也曾有一次把《李茲水銀報》和《西方晨報》搞混了。但是《泰晤士報》評論欄所采用的字型是非常特殊的，不可能被誤認為是其他的報紙。

因為這封信是昨天貼成的，所以很可能在昨天的報紙里就能找到這些文字。”

“我明白了，那么說，福爾摩斯先生，”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說道，“剪成這封短信的那個人是用一把剪刀……”

“是剪指甲的剪刀，”福爾摩斯說，“您可以看得出來，那把剪子的刃很短，因為用剪子的人在剪下‘遠離’這個詞的時候不得不剪兩下。”

“正是這樣。那么就是說，有一個人用一把短刃剪刀剪下了這封短信所用的字，然后用漿糊貼了上去……”

“用膠水。”福爾摩斯說。

“是用膠水貼在紙上的。可是我想知道，為什么‘沼地’這個詞竟是寫的呢？”

“因為他在報紙上找不到這個詞。其他字都是在任何一份報紙里都能找得到的常用字，可是‘沼地’這個詞就不怎么常用了。”

“啊，當然了，這樣就能解釋清楚了。您從這封短信里還看出些什么別的東西嗎，福爾摩斯先生？”

“還有一二跡象是可供研究的。他為了消滅所有的線索，確曾費了極大的苦心呢。這住址，您看得出來，是寫得很潦草的。可是《泰晤士報》這份報紙除了受過很高教育的人之外，是很少有人看它的。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這封信是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寫的，可是他裝成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而從他盡力掩飾自己的筆跡這一點看來，似乎他這筆跡可能會被您認出或查出來。還有，您可以看得出來，那些字不是貼成一條直線的，有些貼得比其他字要高得多。例如說‘生命’這個詞吧，貼得就很不是地方。這一點可能說明剪貼的人的粗心、激動或是慌張。總起來講，我是比較傾向于后一種想法的，因為這件事顯然是重要的，這樣一封信的編纂者，看來也不象是個會粗心大意的人。如果他是慌張的話，這就引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問題：為什么他要慌張呢？因為清早寄出的任何信件，在他離開旅館以前都會送到亨利爵士的手里的。寫信的人是怕被人撞見嗎——可是怕誰呢？”

“現在我們簡直胡猜起來了。”摩梯末醫生說道。

“嗯，不如說是在比較各種可能性，并將其中最與實際相近的選擇出來；這就是科學地運用想象力，可靠的物質根據永遠是我們進行思考的出發點。現在，還有一點，您無疑地又會把它稱為胡猜，可是我幾乎可以肯定，這信上的地址是在一家旅館里寫成的。”

“您根據什么這樣說呢？”

“如果您仔細地把它檢查一下，您就可以看出來，筆尖和墨水都曾給寫信的人添了不少麻煩。在寫一個字的當兒，筆尖就兩次掛住了紙面，濺出了墨水。在寫這樣短短的一個地址中間，墨水就干了三次，這說明瓶中的墨水已經很少了。您想吧，私人的鋼筆和墨水瓶是很少會這樣的，而這兩種情況竟會同時出現，當然更是十分罕有的事了，您知道，旅館的鋼筆和墨水卻很難不是這樣的。真的，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如果咱們能到查林十字街附近的各旅館去檢查一下字紙簍，只要一找到評論被剪破的那份《泰晤士報》剩下的部分，我們馬上就能找到發出這封怪信的人了。啊！唉呀！這是什么啊？”

他把貼著字的那張13x17英寸的信紙拿到離眼睛只有一二英寸的地方仔細地檢查著。

“啊？”

“沒有什么，”他一面說著一面又扔下了信紙，“這是半張空白信紙，上邊連個水印都沒有。我想，咱們從這封奇異的信上能夠得到的東西也就僅止于此了。啊，亨利爵士，從您來到倫敦以后，還發生過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