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四月的莫斯科已經取消了供暖，沒有暖氣供應又沒有炭爐的寬大辦公室里顯得有些寒冷。

我背靠著椅子背，站在寬大的落地窗前面，左手橫抱在胸前，右臂的胳膊肘撐在左手上，用夾著煙卷的右手托著腮，視線茫然的看向凝著霜花的玻璃窗外。

已經是凌晨時分，太陽雖然還沒有升起來，但整個城市的東方部分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晨曦。開闊的盧比揚卡大街上，有軌電車已經開始一天的運轉，叮叮當當的車鈴聲隔著窗戶都能聽的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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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昨晚一夜沒睡，但我現在的jing神卻是出奇的好，一點困倦的感覺都沒有，我甚至覺得自己還可以再熬它一兩天，直到把手頭正在看的這部分會議紀要看完。

我的桌案頭上放著厚厚的一摞盒式文件夾，這些文件夾里的會議紀要，是從1927年到1930年間，聯共（布）十五大以及zhongyang政\治局各次會議的內容。

是的，我前世就對蘇聯的歷史很感興趣，但那時候能夠得到、看到的資料有限，所以對很多歷史xing的東西都認識的似是而非，其中絕大部分都是那些西方學者給出的，而剩余的那些，也有一部分是國內在改革開放之后，由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討論出來的，那些東西有些可以信，但卻也不能全信。

就拿斯大林時期對待富農的政策問題來說，斯大林以犧牲農業來發展重工業的政策，似乎就是導致蘇聯最后經濟崩潰的最直接隱患。而他以粗暴、殘酷的手段對待富農階層，顯然也一直被后人所詬病。按照前世各種版本的說法，似乎所有的罪責都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這些錯誤都是個人導致的。

這種說法真的公平嗎？我一直很懷疑，要知道在1927年召開的聯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還沒有確立他的絕對領導地位，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那些人在黨內的地位，并不比他低多少，畢竟當時托洛茨基才剛剛被開除出黨，斯大林充其量只能算是高層各極勢力中的一極，他還沒有能力主導一切。那為什么他的地位能夠在短短三年時間內，躥升到那樣的高度？毫無疑問，只能有一個愿意，那就是他的政治提議，準確的說，是政治主張擁有廣泛的支持者。

通過對1927年－1930年間各次會議會議紀要的研讀，我發現，斯大林并不單純是一個簡單粗暴的人，他的目光很敏銳，政治嗅覺極其敏感，同時，也極富政治智慧。

在1927年之前，斯大林的主要政治對手是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翼反對派，也就是后來所說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當時的斯大林秉承著列寧同志的觀點，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官僚主義已經到了非嚴厲整肅不可的程度了。同時，鑒于ri趨緊張的國際局勢，尤其是英、法主導的國聯對蘇聯采取的持續敵對態度，以及ri本在東方咄咄逼人的攻勢，斯大林認為針對蘇聯的戰爭隨時可能爆發，因此，主張集中一切力量發展能夠為國防事業提供支撐的重工業。

而與之相反，托洛茨基則主張工業化方針是錯誤的，對待黨內官僚主義作風ri趨的嚴重問題，也不能用強力手段加以整肅，而是應該通過發揮無產階級的先進xing來加以改良。

雙方的政治斗爭一直持續到1927年8月的共產國際執委八大，而在此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斯大林的主張已經逐漸占據上風，托洛茨基的立場開始變得尷尬。就在這種局勢下，共產國際執委八大召開，斯大林在大會上做了報告，針對托洛茨基主張中的矛盾點窮追猛打——托洛茨基犯了一個很低級的錯誤，他一方面主張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范圍內建成，另一方面也反對集中力量實現國家工業化。那么，這里面就有一個問題出現了，之所以說社會主義無法在一國范圍內實現，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資本主義勢力的存在，這些敵對勢力對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蘇聯，采取堅決的敵對態度，他們會采用包括戰爭在內的一切手段，來顛覆蘇聯的蘇維埃政權。

托洛茨基明知道蘇聯面對著來自外部、內部的敵對勢力的顛覆威脅，卻一方面反對國家集中力量發展有利于加強國防的工業化，一方面反對黨內針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那他打算怎么辦呢？當戰爭到來的時候，將列寧同志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拱手送給敵人嗎？向國外的資產階級敵人和國內的反動分子舉手投降嗎？這也是后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盟被稱為**集團的最直接原因。

共產國際執委八大的會議記錄人是來自艾伯特·英克平，這人是英國共\產黨總書記，他所做的會議記錄相當清楚，甚至還記錄了與會成員在聽取報告時的各種反映。斯大林的報告中有多處對托洛茨基的嘲諷、批評，而會議記錄中，幾乎斯大林的話每告一段落，都會標注出“掌聲”、“熱烈的掌聲”這類渲染詞。由此可見，當時斯大林的主張贏得了共產國際絕大部分與會代表的支持。就是這次會議，給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政治斗爭畫上了句號，會后，托洛茨基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執委會，此后不久，季諾維也夫出賣了他，最終導致他被開除出黨，逃亡海外。

在整垮了托洛茨基的團伙之后，斯大林的目光不可避免的就要瞄上布哈林與加米涅夫，這場斗爭相比起來就復雜多了，雙方斗爭的焦點便集中在對待富農的政策上。

通過對歷次會議記錄的研讀，我發現我的立場竟然跟斯大林保持了一致，換句話說，如果我坐在他那樣的位置上，同樣也會采取他所采取的政策，不為別的，就因為那是國家需要。

經過幾年時間的發展，在新經濟政策的催發下，當時的蘇聯國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實際存在的富農階層，有階層就有利益集團，而有利益集團，就會有利益集團向國家政權階層的滲透，這是必然的，也是亙古不變的。

在1927年12月召開的聯共（布）十五大上，布哈林的“平衡發展”政策是占有優勢的，斯大林關于發展集體農莊經濟的提案雖然得以通過，但卻被限定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十五大報告關于經濟工作的方針，便是不能過分突出重工業，而是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還應強調發展輕工業。而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也沒有所謂限制的內容，只是提出應該加大對農村糧食的收購量，以出口糧食換取外匯，為工業發展提供充足資金。

但就在這次的會議之后，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了。莫斯科出臺的關于加大糧食收購量的政策，遭到了富農階層，甚至某些地方zhengfu的廣泛抵制。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古比雪夫在二中會上向與會代表提交的數據顯示，當年的谷物收購量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以上，其中重點出口換匯的大宗物資：小麥、黑豆，收購量下降百分之四十八——這一事件就是所謂的“糧食收購危機”。

類似這種以既得利益階層為代表的經濟勢力，同國家政權博弈的現象并不少見，我前世的時候，國家屢次出臺政策整治房價，而房價卻越長越高的現象就是一個例證。

當時的蘇聯除了糧食之外，缺少可以出口換取外匯的大宗物資，受糧食收購危機的影響，蘇聯財政陷入困境，對工業建設的投資無法持續。也就在這一時期，國聯接受德國成為其常任理事國，一個西方的反蘇陣營正式成立。同時，ri本在中國東北炸死了奉系軍閥首腦張作霖，加快了對東北的侵略。毫不客氣地說，當時，戰爭的yin云已經彌漫了整個蘇聯。

借著“糧食收購危機”的風chao，以斯大林為首的，主張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增進國防、發展集體農莊的政治勢力展開了對布哈林一方的反攻。翻翻檔案就能看出來，就在糧食收購風chao甚囂塵上的時候，斯大林先是在視察西伯利亞糧食收購工作的時候，披露了富農抗拒收購、囤積糧食的事實，還專門發表了極具煽動xing的演說。

“請看看富農吧，他們的谷倉和木棚堆滿了糧食，由于保存的地方不夠，連草棚下也堆了糧食。”這是斯大林說的原話。

不要小看這一番話的作用，它直接挑起了蘇聯國人對富農的仇視心理，此后一階段，蘇聯各地開始出現反對富農的呼聲，而且愈趨高漲——這可以看作是斯大林對人民戰爭理論的出se運用。

之后的一切就變得順理成章了，隨著斯大林一份《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報告的提交，布哈林的理論在布爾什維克黨高層中失去了市場，更嚴重的是，他還被扣上一頂“工業化敵人”的帽子。

從斯大林的一系列動作可以看出，他的決策并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當然，也不是脫離實際的，相反，結合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以及蘇聯人民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他的決策可以說是最符合蘇聯國情的，也是最符合蘇聯國家利益的。

一個很現實的假象，如果斯大林在針對布哈林的理論斗爭中失敗，蘇聯工業化的腳步為此停滯下來，那么當衛國戰爭爆發的時候，蘇聯是否有能力抗擊德國法西斯入侵者呢？這個答案顯然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