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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著，說著，覃英豪哭了，哭得鼻涕一把淚一把的。王一鳴被他的故事也感動了，感同身受，眼睛也紅了起來，他強力忍著，才沒有讓淚水掉下來。

大家沉默了好一會兒，好久才從這種情緒中走出來。

突然一個聲音說：“覃大哥難，我們當兵的，現在也不容易啊！我來說兩句吧，代表我們退五的戰士。”

王一鳴抬頭看，也是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人。頭發掉了不少，頭禿禿的，剩下的頭發也有些花白，臉上溝壑縱橫，一臉滄桑。

他說：“我叫郝衛國，78年入五，訓練剛半年，就被拉上了前線。打越南時，我們連是尖刀連，在敵人后方搞穿插，沿途遭遇過越南軍隊的伏擊，一個連損失了一小半。我比較幸運，沒有受傷，戰斗打響，我們連攻占了幾個重要的高地，受到了總部嘉獎，我也榮立了三等功。戰斗結束后，我們回國時，老百姓敲鑼打鼓，像對待英雄一樣，歡迎我們凱旋。我回到老家的縣城，到處被請去做報告，到工廠、學校，幾百人、上千人聽我講演。我在縣城里成了名人。那個時候，為我說媒的多了去了，我老婆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的，她在縣汽車運輸公司上班，還是吃商品糧的。她說崇拜我這個英雄，才愿意嫁給我的。我82年退五后，到我們縣毛巾廠上班，當保衛干事。86年毛巾廠停產，我下崗，在大街上推過三輪車，當過貨場的搬運工，到建筑隊當過泥瓦工，走南闖北，為家里掙錢。我老婆看我下崗了，就開始看不起我，后來她和一個搞運輸的司機好上了，當了別人的二奶，就和我離了婚。我有一個兒子，當時三歲多，我一個人沒辦法帶，只能是送回鄉下老家，給我母親幫帶。這些年，我什么都干過，吃了不少苦。九七年我在廣東一個紡織廠打工，開機器時，不小心把手給切斷了，左手掉了四個手指，現在你看看，只剩下一個大拇指了。”說著他對大家揚了揚自己的左手。

“我殘廢了，老板派人把我送到醫院，一開始給了一萬多塊錢用于治病，但是后來，老板就不同意出錢了，說是我自己也要負責任，誰讓我不小心，出了這樣的事故。我找當地的勞動部門，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他們說沒辦法幫我。我找律師打官司，律師說要先支付一筆律師費。我沒有錢，聘請不起律師，就只好作罷。到最后，找到了一個律師，搞法律援助的，愿意免費幫我打官司。官司后來也打贏了，但是，老板一看要賠我十幾萬，其他的十幾個在廠里受過工傷的，也紛紛打官司起訴老板，老板一看，賠的錢太多，他干脆把廠子連夜轉讓了，自己跑了，從此人間蒸發，再也找不到了，直到現在，我一分錢的賠償也沒有拿到。現在有的時候，只能在街頭乞討為生。我乞討時，擺上我當年獲得的軍功章，以證明我是個退五軍人，不是騙人的，大家一看，紛紛給錢，現在我一天下來，也有幾十塊錢的收入，好的時候，有上百塊。這樣，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討人員的嫉妒，他們在半年前，把我打了一頓，說是不準我在我們那個城市乞討了。沒辦法，我只好坐車來省城，聯系我的一幫戰友，讓他們出面，保護保護我。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一個名符其實的乞丐。幾十天前，一個外國人到我的面前，給了我一張百元大鈔，說是要給我拍照片，讓國外的人也看到我，我一聽，馬上拒絕了，我說：‘去，去，去。你們這幫外國佬，都沒安好心，我是中國人，曾經為這個國家流過血，流過汗，我不能為國家抹黑。給我再多的錢，我也不說政府的壞話。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國發表，讓外國人指責我們國家不尊重軍人，不是利用我嗎！我不干。”

大家都被他說笑了。

王一鳴問：“你有什么要求沒有？”

郝衛國說：“有啊！我要求政府給我們這些退五軍人解決些補助，多了不敢想，一個月三百塊吧，比農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總可以吧？”

王一鳴問：“現在你有沒有什么保障？”

郝衛國說：“有，一個月一百二十塊錢，太少了，根本不夠用。”

王一鳴問：“你看病怎么辦？有報銷的渠道嗎？”

郝衛國說：“我們老家農村實行了合作醫療，我是農村戶口，大病可以報銷一部分，但是要住院治療才行。平常里有個感冒發燒什么的，都是自己扛著。能扛過去，就不去吃藥打針，因為沒有錢。實在是扛不住了，再去買點藥吃。現在好多人都是這樣的，拖一天算一天，我們命賤，抵抗能力強，輕易不拉肚子、感冒什么的，不像城里人那樣，得了感冒要打點滴，花三五百塊才能治好，要是那樣，我們早就完蛋了！”

王一鳴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心里有一絲心酸的感覺，這些底層的老百姓，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了，還那么樂觀，真是讓人唏噓感嘆。

輪到下一個同志發言了，一個個子高大、聲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來，向大家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然后坐下，拿出一個黑色的包包，從里面抽出來一個牛皮紙的信封，打開信封，從里面拿出來自己的軍功章、獲獎證書什么的，然后看著王一鳴說：“王書記，我叫金萬全，77年當兵，79年上的前線，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我榮立了三等功，回國后我被提拔為排長，然后上了軍校，87年轉業，被安排在我們縣百貨大樓當保衛科長。91年我們縣百貨大樓搞承包經營，我承包了一個柜臺，賣鞋子。生意不好，還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費、水電費什么的，于是就下崗了，到外面自謀職業。我幫別人打過短工，借錢開過小餐館，跑過長途運輸，但都不成功，勉強糊口而已。我老婆原來是縣百貨大樓的售貨員，也下崗了，她看我活得越來越失敗，就忍不住和一個做安裝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當了人家的小老婆。我發現她在外面和別的男人開房，于是就和她離婚了。現在一個人帶著18歲的兒子過，兒子不上學了，在一個摩托車修理店當學徒工。王書記，我有一個問題，實在是搞不明白，我現在到底算什么？是軍官轉業，按說算是干部，但是沒有一個單位承認我是干部。沒有職業了，算是下崗職工吧，但是我們單位沒有辦下崗證，我現在連下崗職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如果是正兒八經的下崗職工，還可以申請最低生活保障，通過申請，還可以每個月享受兩百多元的生活補貼。我就奇怪了，我們國家這么大，怎么就沒有一個單位讓下崗職工申請、證明自己是下崗職工啊？！更可氣的是，我們單位原來給每個人辦了養老保險，現在下崗了，沒有任何收入了，自己一個人打短工，連糊口都難，卻要按照文件要求，每個月自己去養老保險所，繳納一個月四五百塊錢的養老保險金。單位不承擔了，所有的都要自己一個人承擔，不這樣，到老了一分錢也沒有。我現在真的是不如農民。農民好歹有地，有房子，我什么都沒有，真正的無產階級，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有時候悲觀起來，真想一死了之。但是想想兒子，還得活下去。戰場上我都沒有死，還立了功，現在死了，怎么去見我那些死在戰場上的戰友吧？難道我們出生入死，就是保衛這樣一個這樣對待我們軍人的國家嗎？！我想不通。王書記，各位領導，我的言論可能有些過激了，希望大家諒解！”說著，他又沖大家鞠了一個躬。

王一鳴聽了，心里更是不好受，他想起來一年多前在北京和魏正東吃飯、聊天時，談到過這個問題，魏正東慷慨激昂地說：“一鳴，我告訴你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現在對下崗工人推出的這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我認為是人類社會最喪盡天良的制度，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可以以世界上其他國家的辦法來比較比較，你就明白了。我在美國呆過，在那里留學五六年，詳細了解了他們的養老保險制度。他們那里，對于下崗職工，每個月可以向政府的有關部門領取失業救濟金，數額雖然每個州不一樣，但是，保持基本的生活沒有問題，每個月兩千美元左右是有的，還可以領取食品券，在一些地方免費領取食品。比我們這里上班的人領的正常的工資還高。這是美國的做法。當然，美國是發達國家，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們還做不到他們那個水平。但是，目前這個制度設計，太不講人道了，說資本主義邪惡，你這個不比資本主義制度邪惡多少倍啊！你不僅不向下崗職工發一分錢，就是發錢，也是兩三百塊錢的生活補助而已，這些錢，夠一個人活命嗎？！況且下崗職工都是四十、五十歲的年紀，上有老下有小，你讓他們一家人怎么活？最無恥的就是這個養老保險的設計，那些本來就沒有任何錢的人，還要向國家交錢，每個月四五百塊，以換取今后年限到了以后，可以領取國家的退休金。他們連生活都保障不了，還從哪里弄錢，交這個養老保險啊？！而公務員什么都不交，到了退休，卻可以領取高額的養老金，你這不是殺富濟貧，而是殺貧濟富啊！再說了，物價連年飛漲，我每年交五千塊，二十年后退休了，你給我每個月發一千二百塊。看著從數字上，我是賺了國家的便宜。但是，誰又能知道，二十年后的一千多塊，還能干什么？能不能買幾袋面粉，還真不好說。現在的一個月四五百塊，說不定比二十年后的一個月兩千多塊買的東西還多。扣除通貨膨脹的因素，到時候國家給的養老金，其實根本比不上當初自己交的那四五百塊錢。這不是騙局是什么？還有些職工辛辛苦苦，借錢交了二十年，但結果剛可以領養老金，就得病死了。這些人不是白白為國家做貢獻了嗎？這樣的制度設計，就是搶劫窮人、搜刮窮人嗎！”

(省委大院（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