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副標題：向左向右，一戰(zhàn)而決……嗯，其實還要那么兩三次來著。筆＠趣＠閣。biquge。

攆走了這幫家伙，袁燕倏再次踏上了大師之路。

實際上，《socialism》他真還沒有通讀過。對于這本書的作者他也是久仰大名不過并不怎么熟悉。

米塞斯他老人家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有了一位好弟子，就是公知入門必看讀物《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也是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奇-奧古斯都-?馮-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

這對師徒的人生經歷和學術生涯印證了一句話，一個人的命運，既要看個人的奮斗也要參考歷史進程。

作為一位經濟學家兼歷史愛好者，袁燕倏知道1920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份，就在一個月之前在歐洲發(fā)生了一件深刻影響歷史進程的關鍵事件，那就是“維斯瓦河的奇跡”。

歷史有其必然性，比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國家集團之間的對抗；但是也有其偶然性，比如“維斯瓦河的奇跡”就讓兩大集團真正成型延后了三十年，而因為核武器的出現(xiàn)，它們終究只是“冷戰(zhàn)”，沒有真的打起來。

在今年八月份中旬，蘇聯(lián)紅軍逼近華沙，全世界絕大部分軍事專家都認為波蘭必定失敗。如果紅軍突破華沙防線，那么他們就會點燃已經鋪滿了干柴的老歐洲。這把火真要燒起來，整個歐洲被迅速赤化并不是不可能。

正如那位還沒成為大胖子的丘吉爾所說：“在后退的波蘭戰(zhàn)線后面，每個城鎮(zhèn)的共產主義的生殖細胞和組織都從隱蔽處出現(xiàn)，準備歡迎新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

德國的失業(yè)工人和一戰(zhàn)老兵已經組織起來，準備在柏林復制十月革命；法國民眾正在游行抗議本國政府支持波蘭的作戰(zhàn)，搞不好巴黎公社盛況即將再現(xiàn)；在倫敦英國工黨宣布英國工人決不參加以波蘭為同盟國的戰(zhàn)爭，這次別指望“歐洲攪屎棍”組織反法聯(lián)盟一樣的***同盟；中東歐各國的運輸工人們拒絕運輸送往波蘭的軍火，反倒是截留了一部分軍/火秘密組織起了地下武裝。

老歐洲看上去那是吃顆紅棗就藥丸，新羅馬相比之下真的算是好的了。鐵路工人提出了一個非常溫和的“鉛錘計劃”，他們要求派出自己的代表參與鐵路管理；而美國聯(lián)合礦業(yè)工會的成員們稍微激進了一點，他們在去年投票通過了支持全美礦山國有化的方案；在北達科他州和附近的谷物出產州之中，出現(xiàn)了一個有20萬農民參加的無黨派聯(lián)盟，人稱“農耕蘇維埃”。

對美國上等人和有產階級來說，最為頭痛的是被稱為“一切罪惡根源”的世界產業(yè)工人組織(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這幫家伙到底有多壞呢？他們不但逼得資本家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禁止使用童工，提供失業(yè)救濟金……還在全世界串聯(lián)要奪取全球資本的控制權！

不管是皇帝、國王、總統(tǒng)、首相、總理……各國統(tǒng)治階級瑟瑟發(fā)抖卻全然無措。

就在這個危急關頭，波蘭統(tǒng)帥畢蘇斯基“哐當”一下地登場了，在他的指揮下平獨鎮(zhèn)露大/波/波終于在關鍵時刻再現(xiàn)雄風，總算把赤露鎮(zhèn)下去了。（筆者注：話說大/波/波為什么在二戰(zhàn)之前那么跳，搞得幾乎沒有可能聯(lián)手的蘇德都要攜起手來瓜分波蘭，一部分緣故就在于此。）

1812年拿破侖一世被沙俄將軍庫圖左夫點燃的莫斯科大火燒掉了統(tǒng)一全歐洲的曠世偉業(yè)。而在一百零八年之后，“紅色拿破侖”圖哈切夫斯基飲恨于華沙城下讓國際共運“永遠（這個永遠到底有多遠，筆者可是不敢打包票的。）”失去了解放全人類的歷史機遇，也讓全世界的大資本家有了喘息之機。雖然日后他們不得不痛苦地往自己身上動刀割肉，但是總好過被一波帶走。

現(xiàn)在資本主義列強都成了要靠大/波/波拯救的弱雞，那再過九年和一片蕭條的資本主義世界相比，正在紅紅火火搞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年-1932年）的蘇聯(lián)完全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

雖然曾經在美國領事館門前排隊簽證面試的袁燕倏很難想象，不過他確實知道在真實歷史中，美國人民會到蘇聯(lián)大使館門前排隊申請移民來著，搞到后來非但連文藝圈文化圈學術圈就連西方國家政府里面都充斥著大量的左派分子和紅色間諜。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劍橋五杰”，這些小伙子都出身于英國貴族家庭，前程似錦的他們主動半主動地加入了kgb當共諜。

那真是理想紅到發(fā)紫的理想主義者們的年代。

這是因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縱然有千樣壞處萬般不好，但是相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要有一個優(yōu)點就夠了，那就是政府能主動創(chuàng)造需求，而且關鍵是只要這膽子有多大，這需求就能有多大。

需求不足或者說供應過剩真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煩惱，社會主義頭疼的永遠是短缺短缺再短缺，以至于后來票證經濟成了計劃經濟的代名詞。

所以連政府都不想要的一票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在其后幾十年中并不怎么受人待見，一直要到半個多世紀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后才能再次揚眉吐氣，終于是把凱恩斯主義這座壓在他們頭上的大山給撬松了，最后成了這場學術之爭，同時也是為各種利益集團的政治斗爭站前臺的唯一勝利者。當然在主流（其實就是西方啦）經濟學界是這樣，在非主流（其實就是非西方的某大國）還有的吵呢。

老米正好趕上了前面，后半輩子連正規(guī)教職都混不上；小哈恰好走在了后面，別看他二戰(zhàn)之后拖累丘吉爾連首相都選不上(筆者注：大胖子非常欣賞他的文章，在自己的演講中多次引用。可是小哈的名字里面卻有一個“二馬von”，因此被丘吉爾的競選對手工黨艾德禮硬說成是德國間諜。），后來儼然就是反集權主義的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