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人和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客們為安倍晉三政府撐腰打氣的時候，有必要讓他們看看小日本當年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先人的！

這是一個特殊年代、特殊空間、特殊經歷的人生故事。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云籠罩著整個中國。為了報復美國限制日裔美國人自由，日本在濰坊建立了關押盟國僑民的集中營——樂道院集中營，這里最多時囚禁著2000多人。1945年8月17日，集中營解放，至今已是66年。當年，集中營內的僑民們經歷了怎樣的戰火人生？

樂道院囚禁二千余名僑民

樂道，在漢語中有喜歡修道、喜好圣賢之道、樂于稱道等意。1882年，狄樂播來濰縣傳教，為建設的“樂道院”命名時，大約用的就是前一個意思。可這位美國牧師不曾想到，用以傳教、辦學、行醫之用的樂道院，60年后卻成了西方同盟國在中國僑民的囚禁之地。比利時神父漢奎特是第一批進入濰縣集中營的僑民。1942年3月初，他與同事在山西太原被關押，3月底到達濰縣。當年28歲的漢奎特初到集中營，感到很吃驚，“因為那不是一個監獄，而是一個長老會的傳教區，但日本人在六個角都設立了崗樓，架著機槍”。二千多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僑民，一下涌入僅有樓房十幾座、平房百間的樂道院。他們早晨聽到鐘聲按時起床，早飯后到操場集合點名。除了80歲以上老人外，其余僑民必須參加勞動。

咒罵威逼聲中進入囚身牢籠

“我緩緩地走到四周的鐵絲網旁，一個直接展示大國風范的景物吸引住了我：一道宏偉的城墻，高聳的城門，在凌晨紅色的晨曦中顯得既令人敬畏又異常寧靜。這一定是濰縣城了。”

1942年末，20歲的德斯蒙德鮑爾與上海龍華集中營的一批僑民轉到濰縣集中營。這位對前途茫然無知的年輕人，從擁擠、污濁的火車內走出，正凝神打量著這座陌生的城市，卻被身邊偽軍的吵嚷和罵聲驚擾：

“瞧，東洋鬼子又抓了一幫西洋鬼子。”

“日本人會宰了他們。”

“那些西洋人不上卡車。”

“拿刺刀捅他們一下。”

“讓東洋人管吧，那是他們的事兒。”

鮑爾是英國人，出生于天津，隨父母在中國長大，中國話當然聽得懂。

下了火車，他們被趕上卡車，送往新的地點。幾個脾氣大的意大利人大聲抗議，說卡車太臟了。偽軍開始用腳踢，打耳光，用槍托捅他們的后腰。鮑爾他們互相幫扶著爬上車。

上世紀50年代，定居加拿大的鮑爾在回憶錄中寫道：“卡車在顛簸的路上行駛。不一會兒，透過光禿禿的樹枝，開始能夠看到一片房子，有些是西洋風格的，有些是中國風格的。我們最后停在了一個很講究的大門前。高高的門樓上寫著的中國字足有一英尺高：樂道院。我想，如果這是個快樂的地方，那么四面圍墻上為什么還要安著帶刺的鐵絲網呢？為什么還要有了望塔？為什么氣急敗壞的日本兵還要吆喝著把我們從車上趕下來呢？”

幾天前，在上海龍華集中營接到“轉移”命令的鮑爾他們，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況。當鮑爾與同來的僑民站成一隊，走過門樓，進入集中營時，“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兒，一群囚犯的頭一排站著的正是我太太。我看著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著一件破舊的工作服，深褐色的頭發中已經有了一縷灰白，梳成了一個發髻。她的顴骨外凸。”在這里，鮑爾意外地見到了母親、太太和同母異父的妹妹，她們“住在一間十英尺見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彌漫著一股嗆人的燒木柴的煙味兒”。

鐵網高墻圍困，房舍破爛不堪

樂道院竟變成了牢獄，鮑爾感到不解。其實，困惑的并不只是鮑爾一人。

作為第一批進入濰縣集中營的僑民漢奎特，后來回想起當時的情況時連連搖頭：“非常混亂，非常混亂，我們不知道要干什么。”

同時到達的英國人喬伊回憶，“日本人把這里糟蹋得一團糟，他們拿走了醫院里幾乎所有的東西，拿不走的就毀于一旦，幾乎所有的窗戶都破爛不堪，廁所設備都無法使用，就連許多建筑物也搖搖欲墜，所以當我們到的時候，這里幾乎無法讓人居住。”

此前，樂道院內學校、醫院以及生活設施俱全。日軍進占后，征用民夫砍伐樹木，拆掉內部院墻，四周圍墻布設電網，新建的崗樓上全部安裝探照燈。院內修了環墻路，墻頭架設鐵絲網，日軍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槍，牽著軍犬在院內巡邏。昔日綠樹成陰、環境優美的樂道院，頃刻間變成了一座陰森恐怖的人間地獄。

“墻壁剝落，地板空蕩，沒有自來水，原始式茅廁、敞敞露的糞坑，簡陋的烘爐，兩間有淋浴的房屋，三間巨型的公共廚房，一間殘破的教堂，一間空無一物的醫院，幾間茅棚店子，一排排監獄式房間，還有三幢高高的單身宿舍。”澳大利亞人李大衛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

在集中營里，除少數家庭單住一間房外，多數混合居住。小平房內，每間住8個人。大房間里，幾十個人擠在一起。在年幼的戴愛美記憶中，“每鋪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小便時沖擊便盆的聲音，成了夜間的‘音樂’。對一切成年人來說，隱私權利被剝奪最難忍受。”

日軍將他們分成6個隊，大人和孩子混合編隊，每隊二百多人，每人戴一個小牌子，寫著自己的姓名和號碼，國別僅用英文字母表示。

早晨聽到鐘聲按時起床，早飯后到操場集合點名，用日語報數。除80歲以上老人外，所有僑民必須參加勞動，有專長的充當醫生、護士、廚師、修理工等，其余的輪流幫廚或種菜、運煤、拾柴、刨地、清除糞便垃圾等。

亞洲最大的同盟國集中營

1941年12月，日軍突然襲擊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由此爆發。此后，美國政府為限制眾多的日本僑民在美國本土的活動，將僑居在舊金山、夏威夷等地的數萬日本人強行集中到洛杉磯附近的指定地點，隔斷其與外界的聯系。

隨后，日本政府采取報復政策，將其侵占領土上的美、英等敵對國僑民強行扣押，設立集中營進行圈禁。南方日占區僑民強行集中到分布于上海和香港的10多個集中營，北方日占區僑民則囚禁在山東濰縣的集中營。

1942年3月，駐濰縣的日本憲兵隊長湯本宣典率日本憲兵和偽軍強占樂道院，把所有人員趕出，將房屋和區域依次編號，并進行拆除改造，用以關押僑民。這就是日本人稱之為“濰縣敵國人集團生活所”的濰縣集中營。濰縣集中營又稱樂道院集中營，因設在山東省，一些外國人也稱為山東集中營。它是二戰時期亞洲最大的同盟國“集中營”。

從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濰縣集中營先后關押英、美、法、新西蘭、加拿大、古巴、希臘、澳大利亞、荷蘭、比利時等近20個國家的僑民2008人。其間，因交換戰俘釋放了500人。

被關押的人員以美、英兩國居多，主要是原駐北平、天津、青島、煙臺等地的同盟國僑民，其中有牧師、教師、醫生、商人、學生等，僅兒童就有327名。成人僑民中有許多知名人士，如曾任蔣介石顧問的雷振遠，華北神學院院長赫士，齊魯大學教務長德位思，曾獲奧運會400米冠軍的世界著名運動員利迪爾，輔仁大學附中教師、新中國成立后任美國第二任駐華大使的恒安石等。

死馬腐爛了才肯給僑民吃

在樂道院集中營中囚禁的盟國僑民中有傳教士、商人、教育家、學者、自由職業者……他們之前散居在中國各地，多年來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到了集中營后，生活完全變了。這里的糧食供應實行定量配給制，其中多為高粱、玉米等雜糧。隨著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戰爭，資源消耗殆盡，集中營內僑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多已發霉，土豆腐爛變質，肉上則滿是蠅蛆。由于營養不良，僑民體重下降，憔悴消瘦。80多歲的戴存仁牧師體重減到不足80斤。除了食不果腹，僑民們大都衣衫襤褸，很多孩子因為無鞋可穿，天暖和的時候常常光著腳。與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比，精神的折磨與虐待同樣令人無法面對。消息的封閉使得集中營里的他們成了聾子。

高粱玉米發霉，肉上滿是蠅蛆

“我們的食物很少，經常挨餓，早飯我們經常煮高粱米吃。”對于吃慣了面包的西方人來說，“這些東西很難下咽”。在小僑民喬伊絲看來，高粱米在中國是給牲畜吃的。但是，為了生存，喬伊絲母親對年幼的她勸道：“不斷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則，你會感到餓的。”

集中營的糧食供應實行定量配給制，其中多為高粱、玉米等雜糧，僅有少部分做面包的面粉。

小僑民戴愛美說，“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綠豆煮飯，午飯是一些燉和煮的食物，燉煮千篇一律，晚飯將午間的剩飯加在一起再燉煮。”

1943年下半年，隨著日軍不斷擴大侵略戰爭，資源消耗殆盡，集中營面粉配量減少到不足五分之一，高粱和玉米也多已發霉。年幼的喬伊絲十分不理解，“提供的面粉，是用來做面包的。我吃著，感到這些面粉非常不新鮮，雖說面包是新出爐的。”

在集中營里，開始還能供應少量的肉食。但由于衛生條件不好，“送來的肉，暖季總是長滿了蛆的，因到處蒼蠅太多。看著那顏色發黑、邊緣泛白的肝，管肉的人下不了手，不敢做主，只好找醫生去咨詢，醫生也沒辦法。不管一切，入廚就是了。”

喬伊絲記得，有一匹馬在集中營后的日本軍官宿舍附近摔死了，直到這匹馬腐爛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許去吃它。負責廚房工作的僑民馬上剝皮，將腐爛的部分盡可能去掉，然后將剩下的部分煮熟。“在集中營里，我們很少吃到肉”。

土豆腐爛變質，茄子吃得想吐

集中營內糧食短缺，肉食極少而低劣，蔬菜同樣難以保證。午、晚兩餐，僑民們得到的常常是兩勺漂著幾片菜葉的湯。

有一次，運來的土豆堆放在閱兵場的一個角落里。但是，日本看守并不允許僑民搬運這些土豆，喬伊絲迷惑不解。大堆土豆就這樣露天存放，直到有些土豆開始腐爛，僑民才被告知可以去吃。

他們抱怨土豆已壞、吃了會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嚇道：“在吃完這些土豆之前，你們不會得到任何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