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中國的蒙古族開始興起，成吉思汗建立起橫跨歐亞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國，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繼新羅之后統治朝鮮半島的高麗投降，蒙古勢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這時，與蒙古帝國建有外交關系的國家遍及兩大洲，惟有日本尚未與其通好。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對于日本獨立于蒙古帝國勢力之外的狀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察知忽必烈心情的大臣趙邙，于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上書，說日本自漢、唐以來久通中國，可以遣使通好。自是以后，世祖忽必烈開始把迫使日本通好的問題，安排在他的行動日程上了。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國書中，對這次遣使的目的講的極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麗，舉國來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將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圖之”。

忽必烈在國書的開頭，用“奉日本國王”字樣，以區別日本與藩國高麗的政治地位，表示君臨歐亞兩洲的帝國皇帝對尚未臣服的日本國的對等關系。續而以高麗臣服作為通好的注解，已表示日本應選擇的出路。最后以不通好將招致用兵的威嚇語言作結束。忽必烈滿懷信心的認為，地處海島的日本，對于兵踏歐亞君臨四海的大帝國的國書，是會奉若神明的。國書一到，日本可隨之前來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將實現。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當時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鐮倉幕府，而幕府實權盡在執政北條時宗手中。北條氏以武士掌權，藐視公卿大臣，趾高氣揚，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統治者放在眼里，甚至當時蒙古帝國強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狹隘的島民們所無法想象的。

但蒙古使者郎赫德一行并沒有見到日本的最高統治者，到巨濟島就因海中風大濤險，輕信高麗使者風濤險阻之詞而輕易返航了。忽必烈下詔切責，并命郎赫德將書送至高麗，由高麗派使送至日本。高麗使臣薛皋在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到達大宰府（今天日本九州福岡，當時是日本外交以及九州守衛的軍事中心），大宰府立刻將蒙古國書及高麗王書飛報幕府。這時的將軍年僅五歲，由相模守北條時宗擁立不到二年，實為傀儡。年輕高傲的北條時宗，不屑一顧的將國書交給天皇政府去討論。薛皋被安置在大宰府，款待甚薄，不理睬甚至長達五個月之久。

當時的龜山天皇政府討論五個月，終于形成一個理由：書辭無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鐮倉幕府的態度和天皇不同，正當公卿大臣議論不休的時候，執政北條時政在文永五年（公元1268年）二月下旬，向西部幕府所屬武士御家人下令備戰：

蒙古人包藏禍心，窺伺本朝，近日甚至遣使來日，宜早戒備，以防不虞。

幕府對蒙古帝國的戒備較早，在正元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軍進侵高麗時，幕府既由武藏守和相模守連署命令，命大宰府備戰。那時在巖門和大宰府附近構筑工事、城郭，以防蒙軍進攻。與此同時加強沿海要地的警戒，尤其是恢復對博多灣今津地帶的守備，由大隅、日向兩國的武士守衛。

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五月，忽必烈開始考慮用軍事力量敲開日本大門，向高麗王下達擴軍備戰的任務，并命其造戰船一千艘，大艦的載重量需達到三、四千石。同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郎赫德經高麗出使日本，十二月高麗王遣門下省事申思等隨郎赫德赴日。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節船到達對馬，但對馬島守軍拒絕其登陸。郎赫德束手無策，擄該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回國。忽必烈為了懷柔日本，對二日人款待甚厚，令元吏領他們參觀都城。最后，命中書省作書付二人帶回。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九月，二人回國。將元書呈交幕府，幕府隨即交天皇朝廷討論。這次并非是正式國書，因而給天皇政府提供了靈活回復的條件。

天皇政府的回信言辭不卑不亢，以不聞蒙古之國名為借口，拒絕通好，同時對忽必烈的威嚇，以“非可以知競，非可以力爭”作為回答，甚為得體。但是，各地武士未見此信，聽說朝廷回信，認為是屈從于外國的壓力，因而大嘩，鐮倉幕府遂扣信不發。

忽必烈不見日本回信，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派女真人趙良弼為國信使，出使日本。忽必烈決心打開日本的大門，為趙良弼準備了三千軍隊作為武力后盾，但趙良弼棄而不用，自帶書狀官二十四人赴日。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帝國，同時派忽麻林、王國昌、洪茶丘等率領一部蒙古軍隊進駐高麗國，特別在國信使出發地金洲（今慶尚道金海）附近，駐扎一部陸軍和一部海軍，為趙良弼助威。

大宰府探知忽必烈在高麗國境內駐扎軍隊及國信使趙良弼來日的消息后，立即上報幕府與京都。日本朝野惶惑不安，幕府嚴令各地武士備戰。日本文永八年（公元1271年）九月十九日，趙良弼一行抵達博多灣西部今津港，引起博多灣的轟動。今津守率部持械圍住趙良弼問其來意。趙良弼申明來意后，今津守延入板屋，但仍然以兵圍之。次日，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率軍列陣于西山，然后會見趙良弼。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大宰府少貳和今津守都是當時日本的地方官職名，地方分大宰府、大國、上國、中國、下國等幾類，官職有帥（從三位）、大貳（從四位下）、少貳（正五位上）、守（從五位上-從六位下）、介（正六位下-從六位上）等，由此可見，今津守相當于一個今天的警察所長，而藤原經資則是一個守備區司令員之類的角色。

見到藤原經資，趙良弼斥其無禮；藤原經資請罪后，索要國書以便轉交政府。趙良弼說，國書將親獻于國王，若不允，呈大將軍亦可。藤原經資辯解說，自大宰府以東，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國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國書，何以示信？趙良弼說，隋文帝遣使來，曾郊迎成禮，唐時遣使皆得召見，王何獨不見我朝使臣？趙良弼的質問，義正詞嚴，藤原經資無言以對，但依舊不肯令趙良弼進京。最后，趙良弼以國書抄本交與藤原經資，藤原立即呈報幕府與朝廷。國書中說，歷次遣使通信皆為邊吏阻擾未得結果，特命少中大夫秘書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希望遣使同來，不然發生戰爭將是不幸的。

這次國書較上次口氣稍微委婉，將日本堅決不通好之責任，推給邊吏，給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戰爭威脅和在高麗境內駐扎大軍，以及進攻南宋的軍事行動聯系起來，很難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誠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戰禍的南宋僧侶所表現的反對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緒，以及具有巨大影響的日本僧侶非常同情南宋反對蒙古入侵的斗爭，這一切都對幕府執權的北條時宗產生影響。在廷議中，幕府堅持不作任何答復，但日本公卿對于蒙古軍進駐高麗、在金洲集結軍艦的高壓姿態，感到極度惶恐。在這種形式下，趙良弼使團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國的輿論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護，將趙良弼送至對馬島，令其回國。同時派出一個級別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團，由彌四郎帶領，以鎮西守護所使團名義，隨趙良弼去高麗。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九月，日使彌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懷疑日使為國王所遣詐稱鎮西守護所使，遂不予以接見，令其回國。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三月，趙良弼由高麗再次來到大宰府要求進京面見國王，大宰府守護所再次拒絕，不得以被迫回國。出使日本的國信使趙良弼回國，宣告與日本通好的努力失敗，這對于雄心勃勃，擴張yu望極強的忽必烈來說，是難以容忍的。當時，元帝國已經向東征服高麗，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亞進入歐洲，席卷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放眼天下，視線所極，也只有一個彈丸島國日本了；而且當時的日本與茍延殘喘的南宋政權關系十分密切，官方往來和民間交往十分頻繁，對南宋的抗元戰爭有較大的幫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斷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斃。

但是，這種強烈的征服yu望，只是忽必烈決定發動侵日作戰的眾多原因中的一個。公元1273年2月，元軍占領南宋屏護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鎮襄陽，蒙宋之間歷時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堅戰結束，南宋的戰略防御體系被徹底打破，南宋的滅亡已指日可待。在軍事上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軍隊，如何處理這些降兵降將，成了忽必烈的一塊心病。全部編入元軍，必然會影響全軍的整體戰力，而且忽必烈對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殺降，史已有鑒，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或項羽殺秦降兵二十萬那樣，給自己留下罵名，何況當時正是打江山的關鍵時刻，濫殺降兵，必然會招致漢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終，解決問題的途徑只有一個，就是發動新的戰爭，在戰爭中去消耗這些元帝國的包袱。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傳說中日本極為富有。根據《舊唐書》記載：“倭國獻琥珀、瑪瑙，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斗器。”《新唐書》也記載：“永徽中，倭獻琥珀，瑪瑙若五斗器。”掠奪財富，對于游牧民族來說，本來就是一個根本的特征。

從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起，忽必烈開始著手部署征日戰爭。

第一次東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耽羅島林衍起義，反對高麗王的統治，忽必烈乘機派元軍駐高麗統帥忻都、洪茶丘和高麗將軍金方慶，率軍攻入耽羅島鎮壓林衍。之后，元軍于耽羅島設招討司，駐扎鎮邊軍一千七百人，從而控制了日本與南宋間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軍可以全力進攻日本。隨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慶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議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麗王造艦九百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慶負責建造；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負責建造，并規定于正月十五日動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軍艦完工，上報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東征日本。聯軍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隊計有蒙漢軍二萬人、高麗軍五千六百人，加上高麗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萬二千三百人，由征東都元帥忻都、右副帥洪茶丘、左副帥劉復亨統帥，八月出發。

當時的蒙古軍隊經過成吉思汗的訓練，軍紀森嚴，每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各為一個戰斗隊，每隊設一長率領，組織極為嚴密，因此英勇善戰，戰斗力很強。此外，元朝當時的火器使用技術在世界上處于領先水平，曾經威鎮歐洲，所以火炮作為此次征日作戰的秘密武器，出現在元軍的戰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隊的基礎是守、介地頭制（莊頭制）。這市是源賴朝建立幕府時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頭職的武士，多為有功于歷代將軍或執權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馬大權的最高行政長官，但從其品秩看，也不過是從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級官員；地頭，是管理公私土地進行征稅的官吏，并對其管理的土地擁有警察權，其職位更低，隸屬于守。他們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積大小，蓄養私兵。某一守率隊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為該守部隊的骨干隨同出陣，守所轄的地頭，亦率其家人、郎黨自成一隊，歸守指揮。這種主從關系構成的部隊，組織鞏固，不易潰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馬前為榮，因此戰斗力頗強。但是，這種隊伍又各自為戰，指揮不統一，戰斗時偏重于一騎對一騎的單打獨斗方式，因此戰斗幾乎是混亂、無組織、無紀律的，不易于指揮，無戰術可言，根本無法和元軍相抗衡，整體戰力相當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軍在忻都、洪茶丘、劉復亨三將的指揮下，十月三日從高麗合埔（今韓國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駛向對馬。十月五日逼近對馬島。當地地頭宗馬允助國，召集八十余騎弛向元軍登陸據點，雙方展開激戰。由于眾寡懸殊，宗馬允助國及其嫡子養子共12人戰死，對馬守護軍全部被殲，六日占領對馬島。也有史料記載宗馬允助國是在壹歧島戰死。十四日傍晚，元軍攻入壹岐島。元軍二船約四百人先行登陸，部隊上陸列好隊伍后即立赤旗為標記，與守護軍左衛門尉平經高（平內左衛門景隆）所率領的百余騎激戰。經高軍戰斗不利，退于城內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經高自殺殉城。十六日，元軍逼近了肥前沿海島嶼及西北沿海一帶。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區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長崎和佐賀兩縣。當時日本政府也是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設立總督府--太宰府，負責九州的軍事防衛和國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區實際上是日本對外交流的窗口，多次受到外來文化的侵蝕和軍事力量的打擊，而它的佐世葆軍港，至今還是美國太平洋艦隊的重要基地，至于長崎，相信誰也不會忘記落在它頭上的那顆原子彈帶給世人的震驚。

大宰府西守護所少貳兼任“三前二島”守護藤原經資得到元軍進攻對馬的戰報后，一邊上報幕府，一邊部署防御。而戰報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鐮倉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對馬島為元軍所占領，而這時，元日第一次戰斗已經結束了。從這一情況來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對元軍侵日戰爭，沒有任何具體的部署和指揮，戰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的指揮下進行的。

元軍并沒有在肥前登陸向縱深發展，而是把主力轉移向博多灣。十月十九日，元軍艦隊進攻博多灣，殺散海濱守軍占領今津一帶。由于今津一帶地形不利于大部隊展開作戰，且距離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軍當晚回到船上，準備次日進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軍展開登陸戰，一部元軍從博多灣西部百道源濱海一帶登陸，昨晚已在此布陣的第一線指揮藤原景資所率領的五百騎兵，并沒有趁元軍登陸半途截擊，而是在元軍登陸整頓好隊型后，方才按日本當時會戰的慣例，由主攻部隊放“鳴鏑”表示進攻開始，這種戰術不過是中國春秋時期宋襄公的翻版罷了。日軍由一名武士單騎溺戰，沖在前邊，大隊騎兵隨后沖殺。當日本武士騎兵部隊逼近時，元軍鼓聲大作，殺聲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轟鳴，日本武士對元軍的戰術，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心驚膽戰，戰馬驚恐不前；兩軍剛一接觸，日本武士軍隊便死傷嚴重，百道源戰場日軍“伏尸如麻”，元軍很快推進至鹿原。

另一部元軍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騎與元軍展開戰斗。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所率領的武士部隊，按一族一門的戰斗組織形式，輪番與占領赤坂的元軍進行殊死戰斗，終于迫使這部分元軍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戰斗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元軍撤退時，肥后武士竹崎季長率自己的族人四騎，尾追元軍，負傷落馬僥幸未死。元日戰后，竹崎季長以自己參加戰斗的經驗和目睹實況為基礎，繪畫《蒙古襲來繪詞》一卷，為研究元日戰爭留下了比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畫的左面，畫有一個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鐵火炮，說明火炮在這次戰爭中的應用。《太平記》中也記載：

“擊鼓之后，兵刀相接，拋射出球形鐵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車輪，聲震如霹靂，光閃似閃電，一次可發射兩三個彈丸，日本兵被燒害者多人，城上倉庫著火，本應撲滅，但無暇顧及。”

鹿原及鳥飼一帶的元軍，繼續登陸，擴大占領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黨、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隊武士，先后趕到戰場，一隊一隊輪番進攻元軍。盡管武士軍隊人數不少，但就每一隊而言，都教元軍為少，因而死傷慘重。

這時，另一部分元軍從博多灣東部箱崎方向登陸，占領岸邊松林，從背后夾擊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本武士。該地守軍大友賴泰的武士隊伍經不起元軍的夾擊，開始向東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賴泰部隊的撤退，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軍腹背受敵，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軍與日軍激戰了一整天，近傍晚時候，博多灣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軍之手，日軍被迫全軍撤退，但元軍緊緊咬住不放，隨著撤退的日軍節節進逼。元軍左副帥、作戰指揮劉復亨為了更好地指揮作戰，從高坡走下騎馬前進。這個情況被日軍前線指揮藤原景資發覺，他立即引馬搭箭，將其射落馬下。元軍統帥受傷，使進攻的勢頭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進攻。這時，日軍方擺脫元軍的追擊，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軍撤退后，沒有來得及逃走的老幼婦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臨后，戰斗基本停止，受傷的左副帥劉復亨，先行上船。元軍統帥忻都召集其余將領討論明天的軍事行動。經過一天的戰斗，元軍對日本武士的勇猛戰斗，頗有懼意，而且對一隊隊參戰的武士部隊難以估計其準確數字，以為數倍于元軍。同時元軍雖然占領了灘頭陣地，但死傷不少，兵疲矢盡，并且統帥受傷，這些對久經戰陣的元軍統帥忻都產生了影響，從而不能準確地判斷出戰爭雙方的形勢。高麗軍將領金方慶比較冷靜，他看到當時的戰爭形勢對元軍比較有利，只要堅持苦戰，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陣地以待援軍。所以，他建議：“我軍雖少，但已入敵境，人自為戰，即孟明焚舟、淮陰背水計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決了金方慶的意見，他認為：“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計也，不若班師。”于是忻都決定，全軍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師。

如果元軍就此班師回去，到也不算失敗，頂多是打個平手，但天有不測風云，就在忻都決定班師的前一天晚上，博多灣出現了罕見的臺風暴雨。

日本群島四面環海，除東北部沿海外，均被來自熱帶太平洋的暖流所環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潮，氣候形成較溫和潮濕的海洋性季風氣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間，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臺風襲擊；博多灣恰好正位于臺風的襲擊區內，恰好就在元軍準備回國的最后時刻，臺風也恰好趕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臺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元軍死亡兵卒達萬人。日本史書則稱之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軍在大宰府水城列陣，但不見元軍進攻，派出偵察人員始知博多海面已無元軍船只，元軍撤退了。日本朝野對突如其來的臺風趕走元軍十分驚喜，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拜神的活動，稱為“神風”。此后“神風”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三、第二次東征日本（上）--忻都搶功，破壞作戰計劃

‘文水之役‘后，日本鐮倉幕府吸取了教訓，懂得以往的計劃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必須從新整頓軍備，鞏固國防。北條時宗增強了本州島西部的兵力，然后開始在

博多灣沿岸建造石壩壘座作為反抗元軍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壩西起今津，東至箱

崎，壩高約五、六尺，厚約一丈，沿自然地形長達二十余公里。這個工程由大宰

少貳藤原經資負責建造，凡在鎮西領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領地面積多少，分擔筑

壩的任務。該工程費時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這個石壩

在元軍第二次入侵的防衛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幕府在加強鎮西防務力量的同時，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下達‘異國

征伐令‘，準備入侵高麗。命大宰府少貳藤原經資準備船只和水手，并動員鎮西和

中國西部的武士參加出征部隊。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準備齊妥，

即刻出發，但屆時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將動員起來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壩，以

加快石壩的進度。不過，既然幕府以出征高麗作為動員武士的借口，盡管部隊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