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進入了第二個年頭。這是個多事之秋，巨大的災難降臨在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上。誰也鬧不清是哪座城市最先進入了戰爭狀態的。自從1月份上海造反派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首肯，被贊為“一月風暴”，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加贊賞后，全國各大城市紛紛響應，奪權之風頓成燎原之勢，派系林立的造反組織面對權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紛紛火并，大規模的武斗開始升級，戰火開始在中國廣袤的國土上蔓延開來。4月，廣西告急，南寧、桂林等城市爆發激烈的戰斗，雙方動用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幾成廢墟，死亡數千人，傷者不計其數。貫穿廣西境內的邕江里浮滿尸體，江水將大批浮尸沖進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區的海面上。港澳報紙連連驚呼，全世界為之動容……

出現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慶的戰爭，其現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國防工廠，而這些軍火工廠的工人又大部分是從軍隊復員的軍人，這些精通各種武器和戰術的造反派把這個城市的戰爭進行得有聲有色，威武雄壯。激烈的戰斗甚至刺激了軍事科研的進程，一些在和平環境下科研人員絞盡腦汁也設計不出來的新式武器竟在實戰中被設計出來并投入使用……

華北告急。石家莊、保定戰火紛紛……中原告急……東北、西北到處槍炮齊鳴……中國境內的戰火，震驚了全球。

在太空軌道上，蘇美等軍事大國的偵察衛星正緊張地注視著這片陷于戰火的土地。中蘇、中蒙連綿數千里的邊境線上，蘇軍幾十個精銳的裝甲師、摩托化步兵師枕戈待旦，處于高度戒備狀態。設在菲律賓、沖繩、關島等地的美國海空基地也進入一級戰備，數艘航空母艦組成的特混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北部灣等海域游弋，滿載核彈或常規炸彈的b-52戰略轟炸機群排列在機場的起飛線上，隨時準備騰空而起……

在遙遠的歐洲，正處于冷戰中的華約和北約這兩大軍事集團，都暫時忘卻了柏林墻兩側劍拔弩張的軍事對峙，用驚奇的眼光注視著東方……

與中國接壤或鄰近的西亞、東南亞國家，惶惶不可終日，擔心有一天，中國內戰的戰火會打著“輸出革命”的旗號越過國境線。在莫斯科的紅場上，一些中國留學生高舉著紅旗和毛澤東像正在憤怒地聲討蘇聯的現代修正主義，聲稱要在列寧的故鄉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彈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宮了。不過，留學生們的狂熱，還沒來得及釋放出來，就被兇悍的蘇聯警察們的棍棒扼殺在萌芽中……

李云龍的腦袋近來總是昏沉沉的，他被這一幕幕突變的形勢弄得焦頭爛額。先是政委孫泰安被調到另一個省“支左”去了。兩人搭檔了十來年，一直處得很融洽。孫泰安是個好脾氣的人，對人很寬容，資格老但工作能力較平庸。他沒有野心，喜歡隨遇而安，除了膽小些，沒什么大毛病。李云龍挺舍不得他走。

他所在的城市和全國的所有城市一樣，也進入了戰爭狀態。這個城市的兩大造反組織“紅革聯”和“井岡山兵團”形同水火，兩派的代表走馬燈似的輪流來司令部游說，要求解放軍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龍心說：我哪知道你們誰是左派誰是右派？我看，都是這兩年糧食多了，吃飽撐的。1960年那會兒你們咋不鬧騰呢？他被造反派們鬧煩了，干脆稱病躲進醫院。工作暫時由新調來的政委馬天生主持。

比起李云龍這類從紅軍時代就當上主力團團長的將軍來，馬政委的資歷就不值得一提了，他1943年在蘇北參加了新四軍的游擊隊，以他的中學學歷在文盲眾多的游擊隊里可稱得上是個“高級知識分子”了。這樣的寶貝自然要保護起來，干些能發揮特長的工作。他從文書干起，從來沒參加過什么像樣的戰斗。到1955年部隊授銜，李云龍和丁偉等人在南京軍事學院發牢騷嫌肩章上一顆將星太少時，而馬天生則望著自己肩上的兩杠一星感到心滿意足。1943年入伍，沒什么戰功，12年就干到副團級少校，他知足了。

令李云龍百思不解的是，這個1955年的少校，是憑什么又在12年之內爬到正軍級的位子上的？

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很有些戲劇性。

那天鄭秘書向李云龍建議說：“新來的馬政委已經搬進老政委孫泰安住過的那座小樓了，還沒有正式上班。1號，您是不是去作一下禮節性拜訪？”

李云龍不置可否，卻提出了一個另外的問題：“這個馬政委在軍里排幾號呀？”

“當然是2號。”

“這不就得啦，你沒忘了我是幾號吧？”鄭波被噎住了，他還真沒想過這個問題。

當天晚上，政委馬天生主動上門拜訪李云龍。兩人握了手，先是寒暄了幾句。李云龍吩咐鄭秘書倒茶，然后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發道：“坐嘛，不要拘束，隨便點兒。”

馬天生很有涵養地笑笑，坐下了。

“馬政委很年輕呀，哪年參加工作的呀？”

“1943年入伍，今年45歲。”

“嗬，年輕有為呀，1943年……我在干啥呢？哦，想起來了，帶著我那獨立團在晉西北已經打出一塊不小的地盤了，說是一個團，其實兵員有六千多，快趕上當時的一個師啦，那時抗戰快勝利了嘛。”

“是啊，李軍長是老資格了，我來之前聽干部部的同志介紹過，我要好好向老同志學習呀。”

“喲，學習不敢當，互相學習吧。其實老同志有什么？不過就是參加革命時間早點兒，工作經驗豐富點兒，仗打得多一點兒，沒什么嘛，咱們這個隊伍一直有這個傳統，老同志嘛，多擔點兒責任，給年輕的同志多把把關，把自己的經驗多傳授一些，僅此而已。”

“感謝李軍長對我工作的支持。”

“你不要怕，大膽工作，工作上有啥困難，就只管來找我，這個單位師團一級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帶過的兵，人頭熟，也比較聽話。”在一旁倒茶的鄭波也聽出來了，馬政委的謙虛話被軍長毫不客氣地接收了。

“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

“是的，調來之前我在xx軍xx師任政治部主任。”

“哦，連升三級，你們搞政工的如今吃香啊，我們這些搞軍事的老家伙也該考慮考慮讓位啦，仗沒得打了，用處也不大啦，總得給年輕的同志創造點兒條件嘛。”

“李軍長，我剛來，對本市‘文革’運動的情況還不是很了解，您是不是給我簡單介紹一下？以便我開展工作。”

“這很簡單，就像報紙上說的‘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還有，‘階級敵人一天天在爛下去，我們在一天天好起來’，就是這樣。”

“您能不能說得具體些？”

“具體可就不好說了，本市造反派分為兩大組織，天天吵來吵去都像烏眼雞似的，都自稱左派，要求軍隊支持。我說，好，都是左派，我都支持。這也不行，說我和稀泥，搞折中主義，沒有原則。那就沒辦法了，我想還是讓他們自己吵出個子丑寅卯來再說吧。”

馬天生微微一怔，覺得這位軍長的話有些刺耳，怎么能這么說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的大是大非問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左中右之分，就必然會有兩條路線的斗爭。馬天生的邏輯思維是很清晰的，既然群眾分為兩派，那么肯定應該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就沒有必要對抗了。解放軍支持左派，這是中央的戰略部署，而這位李軍長的情緒卻很成問題。

馬天生是個有豐富經驗的政治工作者，在情況不明時，他絕不會發表自己的觀點，今天一點兒小小的“火力偵察”，就發現了不小的問題。“李軍長，我先告辭了，希望咱們今后合作愉快。”

“那就不留你了。鄭秘書，替我送送。”

馬天生走出門時還琢磨，他好像剛剛被一個首長接見過，心里一時找不到正軍級干部應有的感覺了，他明顯感到，這個李軍長不是個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簡直是目中無人。此外，他還隱隱約約感到，此人有可能是那個司令部的人。

其實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龍，他認為自己從軍二十多年爬到正軍級，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長提攜，主要還是靠自己的才干。馬天生在南京政治學院學習時，他的學習成績很好，讀了大量的書，尤其是對馬列經典著作的研究有相當深的造詣，厚厚的一本《資本論》快讓他翻爛了，在當時的部隊政工干部中，像馬天生這樣隨口就能引用馬列經典的干部確實極少。平心而論，就理論水平而言，馬政委一開口，像李云龍這樣的老粗，只有乖乖聽著的份。馬天生人品并不壞，當過學雷鋒標兵和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他也曾像雷鋒那樣雨夜背著老大娘走十幾里地，周圍的戰友們誰家有了點兒困難，馬天生知道后會毫不猶豫地解囊相助。做這些事的時候，他是很真誠的，絲毫沒有沽名釣譽的意思。對于上級的指示他從來都是堅決執行的。雷鋒同志那句座右銘：“對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也是馬天生最為推崇并身體力行去做的。問題是，這年月，同志和敵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經常發生錯位，經常有這種現象：上午還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敵人。解決起這類問題，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給他“春天的溫暖”，下午就給他“冬天的冷酷”。

馬天生在組織部門找他談調動工作時，就多了個心眼兒，他要弄清楚這個將要與他共事的軍長的資歷、戰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李云龍的底并不費事，軍內高級將領中認識李云龍的人太多了。他的預感告訴他，這個極具個性色彩的將軍是個不好共事的家伙。他們之間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沖別的，就沖李云龍1927年參加紅軍和那一身的戰傷，馬天生就自覺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從戰火中拼殺幾十年而不斷強大起來的軍隊中，資歷可太重要了。

1955年授銜時，馬天生親眼看見一個佩著三顆金燦燦將星的上將見了自己在紅軍時代當過他班長的一個中將時，還畢恭畢敬地立正敬禮。中將不但坦然接受了他的敬禮，嘴里還不干凈地發著牢騷：“他媽的，沒法兒干啦，班長當中將，戰士倒成了上將。”上將恭敬地說：“什么上將中將？戰士什么時候也得聽班長的。”這件事給馬天生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云龍雖然同屬正軍級，但資歷可沒法比，就算馬天生升到軍區司令的位子上，李云龍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資歷的差異是先天的，根本沒法補救的。在兩人共事的初期，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盡量表現出很尊重李云龍的樣子，而李云龍也沒太把這個坐直升機上來的政委當回事，因此倒也相安無事。

當李云龍稱病住進醫院時，馬天生暫時成了這個軍的最高首長，他終于松了一口氣。本來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軍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龍仗著資格老，就是硬頂著不表態，還不許別人表態，這不是明擺著對抗中央“文革”小組嗎？就沖這一點，他早晚要倒霉。

李云龍住院一星期后，馬天生終于代表野戰軍表態了，宣布支持“紅革聯”。野戰軍一表態，處于劍拔弩張的雙方的力量對比立刻發生變化。“紅革聯”有了強大野戰軍的支持，頓時揚眉吐氣，組織了幾萬人的集會，憤怒聲討“井岡山”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公開宣布“井岡山”為反動組織，勒令其立即解散。而“井岡山”及支持者省軍區部隊則氣炸了肺，馬上出動上萬人沖擊了會場，雙方從動嘴辯論演變成全武行只用了不到10分鐘。會場頓時大亂，磚頭棍棒滿天飛，數千人奮不顧身地廝殺成一團。一場混戰下來，雙方共死傷一百多人。這仇就結大了，省軍區也旗幟鮮明地公開宣布支持“井岡山”，稱“紅革聯”為反動組織。雙方厲兵秣馬，準備再戰，戰幕就此拉開。

李云龍在醫院里也忙得很，他一天到晚都在打電話，軍部的總機接線員們忙不迭地把電話通過軍用線路轉到各大軍區或各野戰軍的老戰友那里。既是老戰友，說話就難免肆無忌憚，罵罵咧咧，當年的后勤部長、現任某大軍區參謀長的張萬和和李云龍在電話里罵開了。

“喂！你狗日的還活著呀，當參謀長快10年了吧？總得給下面年輕的同志點希望嘛，要我說你狗日的退下來算啦，別占著茅坑不拉屎。”李云龍肆無忌憚地罵著粗話。

“嗯，一聽這大嗓門，我就知道是你，咋跟驢叫似的？喂，你那里咋樣？老子這里亂套啦，你先別說話，仔細聽聽……聽見了嗎？高射機槍在平射呢，操他奶奶的，這槍的口徑可不是鬧著玩的，毫米，比當年小鬼子的92式重機槍可厲害得多，打到身上就沒救。奶奶的，老子咋就跟做夢似的？又回到以前啦，當年打天津老子帶一個師打南開大學，那巷戰打得也就這水平。你聽聽，這槍聲密得都聽不出點兒了，清一色自動火器，比老子的部隊裝備還強，火線離我窗口也就八百多米，一派攻，一派守，昨天連坦克都出動了，兩輛59式，這邊弄了兩門高炮用穿甲彈平射，正面裝甲打不穿，這邊就急啦，組織敢死隊抱著炸藥包往坦克履帶底下鉆，報銷了兩輛，那幾個孩子也完啦，可惜呀，弄到部隊來都是好兵……”張萬和在嘆息著。

李云龍不滿地說：“都打成這樣了，你怎么不出動部隊制止一下？還在看熱鬧。”

老張怒道：“你他媽的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沒有中央軍委的書面命令我敢出兵？中央‘文革’叫支持左派，他媽的都說自己是左派，老子支持誰？本來打得還沒這么熱鬧，不過是磚頭瓦塊兒的扔來扔去，充其量用冷兵器過過招。好嘛，江青同志一句話，文攻武衛嘛。這下子可麻煩了，兩派都來了勁頭，越打越熱鬧。我的部隊的槍全被搶了，武器庫也被砸開了，人家武裝到牙齒，我們倒他媽的成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

李云龍聽了皺著眉頭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一會兒才小聲說：“老張，這形勢不對呀，不是說‘文化大革命’嗎？咋就文著文著動開了武呢？主席這是咋啦？咋就不管管自己婆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