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度”原是魏晉時用來品評人物的詞語。

魏晉時期，人們對人物的品評由道德風范轉向人物外貌，進而發展到人物的精神氣質。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的言談舉止。風度不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應，對於一定的社會階層來說，風度集中體現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象，而且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成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晉名士的時代精神。

魏晉風liu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切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是自己的人生藝術化。這是在魏晉玄學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魏晉玄學的形成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時尚、價值觀念。構成魏晉風liu的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其外在特點是：穎悟、曠達、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淵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賢等。

一、迷惘的年代

三國和兩晉是一個統一王朝消失的時代。漢末到魏晉，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不斷惡化，統治階級內部相互傾軋，致使社會動蕩不安，政局變幻不定。東漢末年的政治敗壞引發了黃巾起義，隨后軍閥割據，出現三國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晉，雖然實現了統一，但不久爆發了“八王之亂”，北方游牧民族趁機入侵，西晉的統治也隨之結束，中原成了諸族爭斗的戰場。晉室南渡后，建立了東晉王朝，偏安半壁，但由于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斗不斷，農民起義的高漲，最后劉裕取代了司馬氏政權，建立了劉宋王朝。

這些混亂而痛苦的歷史事實，讓當時的名士們思治而不得，茍全性命于亂世，對文化、思想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些循規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個個玩笑，傳統的力量在無形里消失，越來越多的名士在無望的明天面前選擇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與沉醉里優游，在痛苦和癲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謂的“魏晉風liu”。看《世說新語》，感受到的就是與整個封建統治時期格格不入的豪邁與不羈。書中有載：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禈衣，諸君何為入我禈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漸成了一種風氣，“故去巾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在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女性化，涂脂抹粉，“服婦人之服”的畸形的社會現象。

如果說魏晉風liu是一個不可觸及的古老的神話，那么那場發生在美國西海岸的富有創造性的運動在40年后的今天仍如此深刻地與“美國”這個名詞相連，那是一個似乎剛剛散去的宴會，它的失敗和它的延續似乎并不矛盾，它仍滲透在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當中。反戰運動、學生激進運動、民權運動伴隨著伍德斯托克40萬人共釀的理想之酒，伴隨著“嬉皮士”的群居村，伴隨著“個人事即政治之事”的女權主義，伴隨著煙霧騰騰的大麻，伴隨著“愛與和平”的口號，它們可以刺痛整個體制中的道德模式、經濟機器和政治謊言。伴隨著某個生育高峰，產生的不僅是那些“長發蓬蓬地游蕩在街頭的青年”，還有對自我的發現，對社會的警覺，以及指向國家軍事和政治領導的懷疑。

在今天看來，這兩段動蕩而迷惘的歷史都帶著深深的無奈，但這些無論是發生在千年之前的還是異邦的故事總帶給我們一種神往。

二、桃花源

“竹林七賢”的酣飲醉談,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和夢里那個桃花源，是什么支撐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攜領著他們飛蛾撲火般的旅程？

魏晉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純凈，無視功名利祿和富貴，內心曠達，形跡放浪，這就反映了整個時代對傳統禮教的挑戰，對腐朽文化的不滿。老莊思想就是最銳利的武器。

魏晉最為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玄學了。老莊思想可以讓人們擺脫現實的紛爭回歸自然，回歸自我。而儒家思想陷入了矛盾：它在這個動亂的年代已經實在無法成為社會的規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從人們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學。

“魏晉名士好老莊，何晏有《無為論》，王弼有《老莊注》，阮籍有《達莊論》，郭象有《莊子注》，嵇康則標榜‘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國史概要》）

而真正反映“魏晉風liu”的精神特質的，是不為外物所累，率性而為的言行風范：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新語》）

莊子自然純樸的審美觀，為我們展現了一種恬淡純樸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們去掉人為造作，提倡回歸自然，持守自身質樸的本性。在他看來，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淵明描寫他的恬淡純樸的生活，寫出了生活的脫俗超然，正應和了道家的藝術境界：“少無失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間。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

這樣的逃避現實的方式是很多名士所選擇和追求的，這是他們潔身自好的最好途徑：既表露了自己對當權者的不滿，又比較安全，也符合老莊思想反對功利的價值觀。他們也向往著烏托邦式的“桃花源”：無君無臣，自耕自織，無憂無慮。

可現實生硬地刺痛著夢想：曹操為消除異己，就殺死了孔融、楊修等名士；到了魏晉政權交替，曹氏和司馬氏殊死斗爭，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兩晉，政治環境不斷惡化，以至于“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評論政治是不敢的，為了填補精神空白，專談玄理的清談風行，而清談的內容，主要就是《周易》、《老子》、《莊子》這“三玄”，突破了“獨尊儒術”，又結合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達到了哲學上的一個高峰。

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帶著濃重的文化懷疑和避世的無奈，保持心靈純凈的愿望和回歸自然的想法，這就是魏晉名士……

三、人格之美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所謂是真名士自風liu，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于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liu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