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先考試的結果證實了在估計學生的水平的事情上，黃校長的水平就是比李校長要高一些，就是這么一份連一道函數題都沒有的試卷，100分的滿分，李謙覺得他小學畢業的時候，都能在半個小時之內做完并且一分都不會丟的試卷，（當然，對這個說法，王老夫人私下里告訴黃婉貞：阿謙就是在吹牛，他讀小學的時候，和個皮猴一樣，根本就沒認真讀過書，算數經常不及格。這一點也得到了李老先生的證實：“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做數學，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寫了個五分之二。”）最后考出來的平均分才二十一分，也就比四分之一稍微多了那么一點點。

“這還是太差了點呀，”李謙搖著頭說，“婉貞呀，我覺得你的學生恐怕都不止這個平均分吧。”

“那當然啦。”黃婉貞說，“你也不想想，是什么樣的老師在教他們。”

黃婉貞的小學的數學老師大多都是讓上海大學數學系的學生們來客串的。老實說，按照后世的標準，這些從來沒有學習過教育學、心理學根本就沒有教書的資格——有教師資格證嗎？普通話有一級乙等以上嗎？

但是在這個時代，小學數學就可以讓中國最名牌的大學學生來教，絕對是奢侈的。加上黃婉貞的學校里的學生大多都認真肯學。他們自己也好，他們的父母也好，都知道像他們這樣的家庭的孩子，本來是根本不可能有讀書的機會的，原本注定了今后只能賣苦力的。如今卻得到了讀書的機會，又怎么能不珍惜？對于肯認真學習的孩子來說，數學老師好不好，通常只有一個標準——我不會的題目他都會就行了。師資力量強，加上自己又肯學，所以黃校長學校的小學生數學自然不會差。

而西安在內陸，在這個時代，相比上海，它的新式教育本來就有很大的差距，很多前來報考的考生，他們中的很多人，讀中學的時候，學校里的數學也僅限于四則運算而已。而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數學老師，他們的數學老師，往往也是由其他科目的老師兼任的。數學是體育老師教的，在有些學校，并不是笑話。而還有些學校，甚至干脆就沒有開設數學課。那些前來參加考試的學生，基本上都是自己想辦法借了一本數學課本，然后自學的。

“達瓦里希，就這樣的基礎，我們可完全沒法教呀。”在一路上跟著李謙騙甜甜花釀ji吃的講師（特聘教授）日里諾夫也參與了閱卷，他也對李謙抱怨了起來。

“不要擔心，達瓦里希，我們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呢，這些孩子不笨，只是從來沒有人教過他們，我向你保證，幾個月之后，他們肯定不會是這樣樣子的。”李謙回答道。

“幾個月能干什么？”日里諾夫說，“他們如今的數學水平，放到我們蘇聯，連初中都沒法畢業，不對，是連初中都沒資格讀。而要學后面的東西，他們至少要有個高中水平吧？幾個月，幾個月夠干什么呢？老實說，達瓦里希，您應該讓我們明年過來，我覺得他們再努力，也要至少一整年，才能達到最低的要求。”

“這幾個月，我們除了數理化，什么都不教，專門教他們數理化。幾個月之后，再考一次，你來出題。達不到要求的就留在預科，再留級一年。”李謙說，“我覺得，從小學到高中的數理化都沒什么難度，幾個月時間，只要腦子不是特別笨，差不多了。我學生錢偉長，當初我遇到他的時候，他連開平方都不會呢，現在你看看……這也沒多久呢。當然，這些學生絕大部分都不可能和他比，但是幾個月老老實實地學下來，也總能進步很多的，然后平時平再慢慢提高，努力地追趕，不會不行的。”

“我還是表示懷疑。達瓦里希，你不能用你的研究所里的怪物和一般人比。不過，你是學校的領導，我只是提意見，做決定的是你，你做了決定，我們都會執行的。當時效果怎么樣，我不敢保證。”

“效果不會有問題的。剛才你說錯了一點，達瓦里希，我們的學生都是怪物。”李謙說，“你別看他們現在成績不好，但是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學習的環境。我們的錄取率是非常低的，報考的考生中三十人該有一個進入大名單，預科之后還會淘汰大約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我向你保證，都是又聰明肯努力的。有了這兩點，再困難也有辦法的。”

關于這一點，日里諾夫也是有一定經驗的。蘇聯建立之后，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也很大。因為革命前，只是主要壟斷在有錢人那里。革命后蘇聯格外的重視平民教育，大學中學生的成分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批的工人、農民的子弟進入了大學。

這些工農的子弟，在基礎上也是遠不如革命前的那些貴族子弟的。但是在教過他們一段時間之后，大家也都發現，他們雖然基礎差一點，但是在智力上卻并不比貴族子弟差，而且相比那些貴族子弟，他們也更用功，所以最后他們并不比以前的那些舊貴族或者是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弟差。

于是日里諾夫點了點頭道：“關鍵是肯努力，愿意吃苦。老實說當一個好的工程師，并不需要太多的天賦，認真、細致、肯吃苦就夠了……”

于是學生們的苦日子就開始了。所有被預招生進來的學生，都立刻被塞進了一個叫做“預科班”的玩意兒里面，開始了他們的地獄煎熬。

“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然后是半個小時的晨跑，然后是半個小時的早餐時間，一點半開始上第一節課，整個上午一共有四節正課和兩節練習課，接著是四十五分鐘的午飯，一小時的午睡，然后就又是下午三節正課和兩節實驗課。接著是四十五分鐘的晚餐，晚餐之后有半小時的自由活動，然后就是三節晚自習，一直持續到晚上十點。然后就是四十五分鐘的時間用于回宿舍和洗澡。十點四十五，會有工作人員查寢室，所有學生都要上床睡覺，以保證有充足的睡眠來恢復精力，以應對第二天的學習。

預科班每個月放一天假，四個月之后進行畢業考試，未能通過的同學有兩個選擇，第一，復讀一個月，然后再次參加補考；第二，直接回家，等補考的時候再來參加補考。無論選哪一種，如果不考依舊沒能通過，則被淘汰。

為了幫助學生們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預科班每周進行一次統一考試，并公布成績和排名。這樣每位同學就都能知道，自己距離目標名次還有多遠……”

據說后來有人在網上做過一個調查：誰是中國學生最痛恨的近代名人。結果李謙以壓倒優勢排在第一名。語文書上有他的課文，而且還要求背誦；數學書上就不用說了，讀的年級越高，越痛恨他；還有物理，還有歷史，還有……當然最可恨的是，他還是題海和預科班模式的發明者。后來預科班這種東西雖然沒有了，但是很多高中都變成了預科班，只不過科目更多更全面一些而已。

也因為預科班只有數理化這三門功課，而這三門功課都是非常費腦子的功課，所以當李謙拿出這么個課程安排的時候，日里諾夫又一次提出了懷疑：

“達瓦里希，這樣強度太高，孩子們會受不了的。”

“不，達瓦里希，相比他們平時的生活的強度，這個強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論吃苦耐勞，這個世界上還沒有幾個民族可以和我們相比的。只要能看到希望，我們就能忍受很多人難以想象的痛苦。”李謙回答道。

李謙的這個說法被證實了。預科班中學生們的學習的積極性讓蘇聯教師們深受感動。日里諾夫后來回到蘇聯去之后，在和朋友們談起他的中國學生的時候是這樣說的。

“這些學生的知識基礎，就像蘇聯剛建立的時候的農民的孩子一樣，甚至更糟糕，所以在他們上我的課之前，他們先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預科班。那個時候，我們并不給他們上課，給他們上課的是中國人自己的數理化老師——這些基礎知識并不需要我們教，我們更多的任務是指導實驗室的建設，以及前往延川，指導校辦工廠的建設。

有一天，我從延川回來，走進校園，正好下午第三節課的下課鈴響起來了。一般來說，下課鈴響了之后，學生們總是會像在籠子里關了好久的獵犬一樣，一下子就沖得滿操場都是的。但是在西安分校的預科學校里卻不是這樣的。操場上這個時候依舊是看不到一個學生的——中國的學生們都不會離開教室，他們會坐在那里，拿出練習題來，抓緊每一秒鐘的時間來研究這些題目。有些老師被他們的精神打動，也會繼續留在教室里，解答一些學生提出來的問題。

每天只有兩個時間是例外的，那就是吃午飯和吃晚飯的時候。鈴聲一響，老師們一走出教室，孩子們就會像潮水一樣涌出來。他們都以百米賽跑一樣的速度沖向食堂，有些靠窗的同學甚至會直接從窗戶里跳出來——這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教養，他們都是很有禮貌的孩子，他們這樣只是為了能在食堂里面排隊的時候排得靠前一點，這樣能節約吃飯的時候，說不定又能多做一道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