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第一次反會剿的結束，以及谷田決議的達成，此時的贛閩根據地已經逐漸顯露出了雛形，以銳京為中心，東西北三個方向都有足夠的戰略縱深。

雖然部分地區防御還略微有些薄弱，但對于整體戰局影響不大，畢竟紅軍的兵力不可能完全分攤到這么大一塊地盤上，同樣敵人也沒有那么大的能力長期占據某處。

正如李潤石所提出的“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在敵人占據優勢的時候，與其迂回作戰，不斷削弱對方的實力，當革命高潮來臨之時，則趁機爭取更大的根據地。

機械且片面地要求不喪失一寸土地，或者說御敵與‘國門’之外的想法，只會讓自己完全被敵人的進攻節奏給帶跑，哪怕現在紅軍已經算得上兵強馬壯，那也根本揮霍不過來。

簡而言之，這便是典型的左傾機會主義，肯定要不得，同時也是李潤石一直所反對的。

這兩年過來，紅軍雖然沒有犯什么致命錯誤，但小問題依舊層出不窮，左傾冒進的毛病始終存在，吃下的教訓也著實不少。

有時候包括程剛自己也很容易落入窠臼之中，畢竟他既不是軍事專家，又不是歷史專家，包括理論研究，也不過照貓畫虎，磕磕盼盼，要出問題不要太簡單。

只不過有了足夠的物資打底，紅軍便多了些試錯的余地，不至于因為小小的過錯而傷筋動骨。

這樣一來有利有弊，一方面這支軍隊的損失沒有歷史上那般慘痛，保存了不少革命的火種，使得現在的發展局勢有所提前，從而及時抓住了常凱申根基未穩，新軍閥混戰的戰略關鍵期。

但另一方面，對于某些同志來說，如果教訓不夠沉痛，那就很難得到深刻的認識，甚至在一些沒啥覺悟的人眼里，紅軍一直以來都發展得好好的，哪有必要做什么改進。

當然了，對于習慣見微知著的李潤石而言，這些還不算什么大問題，實力未損，而且還壯大不少的紅軍，到了他的手中簡直就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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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志們的認識問題，也通過谷田會議的整頓而有了一定的改善，至少就目前來說，全軍已經基本認可了李潤石的戰略思路。

這里面，李潤石對時局發展的正確預測和分析占了最主要原因，正是同志們普遍認為李委員說得有道理，方才愿意聽他的話。

另外中央的伍翔宇對李潤石的支持也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作用，對于一個組織來說，核心的權威效應始終是存在的，如果連這個都沒有了，那這個組織也就離分崩離析不遠了。

這也是為什么程剛明知中央后面會出那么多幺蛾子，也得硬著頭皮過去扯大旗的緣故，除非你打一開始就徹底另起爐灶，否則任何抵制上級的做法，都是在挖自己的墻角。

你可以在規則允許范圍之內去爭取或者說服大家，但如果指望可以一直不服從上級指令，同時還要求下屬嚴格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的話，那基本就是白日做夢了。

對于現在的李潤石而言，能夠與中央取得及時的聯絡，其實應該算是一個利好消息，畢竟當前的國內，能夠完全理解他思路的同志始終還是少數，中央沒得幾個，紅四軍內部同樣也不見得能多多少。

反而是掌握了和上級的通信渠道后，這里面可以用來回旋的辦法就多了去了，畢竟電臺可是掌握在狗腿子程剛的手中，而申城那邊的伍翔宇也是持著支持態度。

至于程剛所掌握的后勤力量，在這里對其他同志造成了多大影響，是好是壞，包括程剛自己也不敢完全確定，反正不管怎么樣，他就無腦支持李委員，總歸不會出什么太大的問題。

話說回來，從8月底會剿基本結束，到9月下旬谷田決議的推出，這段時間里紅四軍也不是就閑著不動了。

事實上，利用這段難得的戰略間隙，這支軍隊通過一系列整編，極大地擴充了自己戰斗力，通過對地方武裝的吸納和訓練，現在的紅四軍兵力已經逼近了五位數。

從上層的領導來說，基本情況是：軍長王凱，黨代表李潤石，參謀長汪洱卓，政治部主任劉懿，一縱汪洱卓（兼）、何挺穎，二縱朱運清、蔡斜珉，教導隊劉安恭、陳毅（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