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短短三年的時間里，蘇聯對于整件事的態度也經歷了若干次波折，從最開始的無視，到懷疑，下意識地抵制，并暗中調查，接著伍翔宇抵達莫斯科，送來了一份足夠分量的大禮，這才初步改變了斯大林的想法，使得雙方的關系多了那么一絲合作的味道。

其實對于蘇聯而言，如果真的出現了這么一股至少可以算作中立的勢力，愿意站出來支援土共和夏國紅軍的發展，那么在確定基本利益不會受損的情況下，他們還是愿意考慮坐下來好好商議一番得。

而且要是再等到幾年后，國際局勢發生重大改變，面對德、日兩國法西斯氣勢洶洶的逼迫，蘇聯甚至連已經撕破臉皮常凱申，都肯捏著鼻子過來合作，就更不用說程剛這個未知的，卻又對社會主義革命表現出足夠善意的勢力了。

但最麻煩的還是在這個未知上，從前年開始蘇聯的情報機關就著手調查此事，可一直到了現在都沒有找到明顯的線索，甚至當伍翔宇跳出來的時候，都沒人預料到他已經被“拉攏”了過去。

這在引起蘇聯人的強烈警惕同時，又讓他們終于還是定下了合作的基調，要知道再不合作的話，土共的半邊天都要被挖干凈了，到了那個時候，在夏國缺乏投放能力的蘇聯就再也沒有談判的余地。

所以說，不只是伍翔宇、李潤石不想看到土共分裂，蘇聯同樣也不愿意將事態逼到那般地步，麻桿打狼兩頭怕，因此雙方就這么不清不楚地將錯就錯，達成了最脆弱的一種默契。

不過默契到底是默契，哪怕再脆弱，也可以讓伍翔宇這位高超的政治家做成不少事情，比如張國彪一案，在米夫力保的情況下，此人最后還是交由了伍翔宇處置，這里沒得斯大林的首肯，是不可能辦得到的。

而伍翔宇一直以來在莫斯科的低姿態，也讓斯大林看到了他合作的誠意，否則的話，在蘇聯人眼里，若是一個不知底細的暴發戶突然闖了進來，說是要收購他們的分公司，那么他們很可能只會憤怒地把人給打出去，并直接斷絕雙方的關系。

之后到了申城這邊，其實也是類似的情況，李利叁這批老一派是肯定要倒臺的，對于蘇聯而言，最好的情況當然是空降一批最為忠誠的干將過去接手，但伍翔宇要摻和進來，他們也不可能強行攔住。

只是完全交由伍翔宇肯定也是不行的，蘇聯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弱點，除了在理論上的指導，以及對人員的培養外，他們并沒有太多手段，可以影響到夏國的革命活動，過去一年申城的“獨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因此伍翔宇前腳回國，剛剛把局面理順，米夫后腳就跟了過來，雙方在清算老人的同時，又在無形之中分為了兩個派系，從而陷入僵持之中。

這個結果對于莫斯科而言不算太好，當然也不算太壞，只要還能繼續在土共內部保持影響力，那么他們也愿意看到土共繼續發展壯大，更不用說還有希望坐等分紅，就目前來看，伍翔宇一系確實具備這個能力。

米夫當然也清楚這一點，他被派過來不是當太上皇，也不是當欽差大臣，而是一個安插在此的釘子，所以他很自覺地控制了自己的行動，沒有刻意地針對和刺激伍翔宇。

但這并不代表米夫就甘于接受這一現狀。

米夫的職位放在蘇聯來說其實并不算太高，gc國際東方部副部長，按照后世的標準，大概也就算是個廳局級干部，所以密級并沒多高的他，還沒資格了解到整件事背后的脈絡。

只是在離開莫斯科之前，他被告知了一些簡單的注意事項，要搞好和伍翔宇一派的關系，同時又要對其時刻警惕，但凡大小事務都要詳細記錄并上報。

所以一方面，米夫對于普遍流傳的，蘇聯人支援土共革命的消息深感懷疑，認為其中肯定存在他并不知情的隱秘，否則國內根本沒道理繞開gc國際去做這件事，同時還畫蛇添足地把他派了過來。

另一方面，雖然很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米夫也不可能違逆斯大林的指示，只能在畫好的界限內動些手腳，同時暗地里為自己一派謀求更多的權力。

畢竟若真按既定的路線辦事，雖然不會犯錯，但他埋下的釘子實在沒有多少話語權可言，連權力的油水都撈不到，這波過來不就吃虧了么。

所以等到了民國二十年的元月，兩派之間相互僵持的局面總算是有所緩解，經過一系列會議之后，伍翔宇終究得以繼續主持中央工作，同時王冥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秘書，也眨眼被抬進了政治局，背靠著米夫這位大佬，在黨內拉幫結派好不熱鬧。

連帶著這么一通操作下來，留蘇派也逐漸開始了分化，在伍翔宇駐留莫斯科期間，就有意與以王家祥為代表的一批同志，建立了簡單的聯系，這些人勉強可以算作伍派，或者應該說是中立派，至于另外一批和王冥關系密切的，比如薄古等人，自然就算王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