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能理解到，在國家發(fā)生戰(zhàn)爭時期，適量的增加賦稅乃是無可避免的。[70]清朝入關之初，多爾袞曾大義凜然地指責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后加練餉。惟此三餉，數(shù)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71]然而又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tài)，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72]然而，真正的事實卻是：這蠲免“三餉”的諭旨并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袞邊外筑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250余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以前項遼餉在萬歷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73]

因此，明史學家顧誠在《南明史》指出“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70]

文化

崇禎帝御筆

崇禎帝御筆

崇禎二年（1629年），欽天監(jiān)測量日食再次失誤，而同時徐光啟依靠傳教士的幫助，運用西法測量卻相當精確，符合天象。當崇禎皇帝責怪欽天監(jiān)時，欽天監(jiān)官員據(jù)實說，《大統(tǒng)歷》承《授時歷》已久，他們只是在開國二百六十年后遵守舊法而已，若因循守舊下去，以后不能無差。禮部就此再奏請開局改歷，才得批準。至此開始，徐光啟以六十八歲的高齡被朝廷委任為管理部事的禮部左侍郎，開創(chuàng)了劃時代的偉業(yè)——纂修《崇禎歷書》。[74]

明朝聘請來華耶穌會的龍華民（意大利人，參與短期編制）、羅雅谷（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參與短期編制）、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參與譯書，編譯或節(jié)譯哥白尼、伽利略、第谷、開普勒等著名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從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陸續(xù)編成書。

《崇禎歷書》是中國最早吸收西方先進天文學知識對中國傳統(tǒng)歷法進行改革的大型學術著作。它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知識，形成了對中國已相對落后的傳統(tǒng)天文學的沖擊，使中國天文學的發(fā)展從此走上了一條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學為主的新路，對推動中國天文學向近代模式發(fā)展有相當重要的作用。[75]

《崇禎歷書》完成后，明末朝廷已陷入動蕩之中，新歷法還未及頒行，幾個月后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敗垂成，終明之世未得實施。[74]

社會

明代，煙草經(jīng)由呂宋（今菲律賓）、越南、朝鮮三條路線傳入中國，最初被當作草藥而流行于軍隊中。很快，這種“煙癮”就由軍中蔓延到民間。至明末，煙草已經(jīng)在民間被大范圍吸食，相關的種植、販賣產(chǎn)業(yè)也發(fā)達起來。當時人們已經(jīng)認識到吃煙的危害，社會上還流傳一種說法，說永樂以下的明代皇帝，都是“燕王”的后代，京城又是“燕京”，“煙”字諧音“燕”，“吃煙”就是“吃燕”，有吃

明末風云朱由檢劇照(20張)

崇禎帝是一個勤政的皇帝，據(jù)史書記載，他二十多歲頭發(fā)已白，眼長魚尾紋，可以說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稱其“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77]

崇禎帝執(zhí)政時期，對于后金，群臣分為主戰(zhàn)、主和兩派。崇禎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戰(zhàn)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只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guī)模對后金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zhèn)壓農(nóng)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77]

曾經(jīng)強盛的明朝已經(jīng)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確實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77]

崇禎帝與臣子的關系或可說是歷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zhèn)壓農(nóng)民軍以及抵抗后金外，將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7-78]

盡管崇禎帝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帝還頻繁地調(diào)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nèi)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帝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監(jiān)。[53][77]與此同時，崇禎帝雖屢下罪己詔，然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明末的眾多農(nóng)民起義也正是其貪財苛政最嚴重的后果。此外，在遼東戰(zhàn)局屢敗之時，不納周皇后遷都之諫而喪失了最后的機會；而從南明諸政權觀之，朱明皇室在清朝的背景下號召力依舊不容小覷。故而，崇禎帝盡管勤政，卻錯誤百出，不僅不可能中興明帝國，其亡國也幾乎是必然。[77]

崇禎帝是一個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極詔》也說“君非甚暗（崇禎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煬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卻頗能為人民國家做出許多打擊貪官污吏好事）；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崇禎帝的性格相當復雜，在除魏忠賢時，崇禎帝表現(xiàn)得極為機智，《明史》說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由于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數(shù)皇帝，崇禎帝治國救國的責任感與雄心強上許多，故史家對于崇禎帝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79]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國的良臣與御敵的良將，但崇禎的兇暴與多疑、懈愎讓這些忠臣良將一個個成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選擇閉口不言。他本來是有機會的，本來他完全有可能成為大明的中興之主，但他失去了——這看來偶然，卻又必然。[80]

由于連年的災荒，農(nóng)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燒整個華夏大地，后金不斷侵擾的邊疆，導致軍費不斷激增，而稅收卻無法跟上，這一切的結果導致崇禎年間加稅不斷，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