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努爾哈赤在萬歷年間經過30多年的征戰統一了女真族的全部。之后正式稱汗，建立后金，接著努爾哈赤便開始了對明朝的進攻。

崇禎帝啟用已經解職回鄉的大將袁崇煥出任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平息后金叛亂。努爾哈赤被袁崇煥用大炮打死后，兒子皇太極繼承了他的汗位，但是疑心太重的崇楨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結果是袁崇煥被凌遲處死，然后傳首邊關示眾，尸體被北京民眾爭買而食，家被抄，但家無余資。袁崇煥死后，副將祖大壽聞訊大驚，率領部下毀壞山海關而出，直奔錦州，投奔后金。祖大壽給他的外甥吳三桂寫了一封招降信，但這時的吳三桂不從。祖大壽投降后，崇禎帝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統領吳三桂等八總兵共十三萬人前往救援錦州，洪承疇在鎮壓李自成的征戰中，立了大功，但在錦州被圍了六個月，食盡，被俘，投降后金，吳三桂逃走。錦州之戰標志著明朝在遼東防御體系的完全崩潰，在關外只剩下寧遠一座孤城。

經濟

面對內地農民軍和邊外滿洲軍的層層逼近，朱由檢為了增加朝廷財政收入，在正常的稅賦之外增加的遼餉、剿餉和練餉。合成“三餉”。

崇禎三年（1630年），增加又強征“遼餉”，畝加征銀三厘。崇禎十年（1637年），為鎮壓農民起義，開征“剿餉”，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余萬兩。崇禎十二年（1639年），明廷又加征“練餉”，每年征銀七百三十余萬兩。

遼餉、練餉、剿餉（曾議，未實施）等“三餉”的加派，成了崇禎一生的最大污點。然而，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陳支平先生卻說：“心平氣和的分析，三餉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這在明末的畝產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盵70]

應該能理解到，在國家發生戰爭時期，適量的增加賦稅乃是無可避免的。[70]清朝入關之初，多爾袞曾大義凜然地指責說：“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后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盵71]然而又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稱“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72]然而，真正的事實卻是：這蠲免“三餉”的諭旨并未嚴格加以貫徹，除多爾袞邊外筑城加派九省額外錢糧250余萬兩、順治親政命抵額糧，及順治末一度加征練餉，“以前項遼餉在萬歷年間加派，故復照舊派征”。[73]

因此，明史學家顧誠在《南明史》指出“順治十八年還食言自肥，恢復了明朝剿餉，加賦五百多萬兩”。[70]

文化

崇禎帝御筆

崇禎帝御筆

崇禎二年（1629年），欽天監測量日食再次失誤，而同時徐光啟依靠傳教士的幫助，運用西法測量卻相當精確，符合天象。當崇禎皇帝責怪欽天監時，欽天監官員據實說，《大統歷》承《授時歷》已久，他們只是在開國二百六十年后遵守舊法而已，若因循守舊下去，以后不能無差。禮部就此再奏請開局改歷，才得批準。至此開始，徐光啟以六十八歲的高齡被朝廷委任為管理部事的禮部左侍郎，開創了劃時代的偉業——纂修《崇禎歷書》。[74]

明朝聘請來華耶穌會的龍華民（意大利人，參與短期編制）、羅雅谷（葡萄牙人）、鄧玉函（瑞士人，參與短期編制）、湯若望（日耳曼人）等人參與譯書，編譯或節譯哥白尼、伽利略、第谷、開普勒等著名歐洲天文學家的著作。從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陸續編成書。

《崇禎歷書》是中國最早吸收西方先進天文學知識對中國傳統歷法進行改革的大型學術著作。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知識，形成了對中國已相對落后的傳統天文學的沖擊，使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從此走上了一條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學為主的新路，對推動中國天文學向近代模式發展有相當重要的作用。[75]

《崇禎歷書》完成后，明末朝廷已陷入動蕩之中，新歷法還未及頒行，幾個月后李自成即攻入北京，推行新法之事功敗垂成，終明之世未得實施。[74]

崇禎帝是一個勤政的皇帝，據史書記載，他二十多歲頭發已白，眼長魚尾紋，可以說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稱其“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77]

崇禎帝執政時期，對于后金，群臣分為主戰、主和兩派。崇禎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戰派袁崇煥。文官集團使得軍中之將只重出身門第，幾次大規模對后金的軍事活動均遭慘敗，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最終無力鎮壓農民軍起義，間接加速了明朝滅亡。[77]

曾經強盛的明朝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卻難尋能用之人，也確實難尋可用之人。崇禎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77]

崇禎帝與臣子的關系或可說是歷史上最為尷尬詭異的時期－－相互仇視，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鎮壓農民軍以及抵抗后金外，將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團的勢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77-78]

盡管崇禎帝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帝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帝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監。[53][77]與此同時，崇禎帝雖屢下罪己詔，然苛捐雜稅層出不窮，民不聊生，而明末的眾多農民起義也正是其貪財苛政最嚴重的后果。此外，在遼東戰局屢敗之時，不納周皇后遷都之諫而喪失了最后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