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15]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禎元年，全陜天赤如血。五年大饑，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饑，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禎朝以來，陜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

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陜北驛站，驛站兵士李自成失業。

崇禎三年（1630年）陜西又大饑，陜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后腹脹而死，[16]

崇禎六年（1633年），“全陜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禎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挽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于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并起”，其饑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禎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瘟疫爆發

崇禎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禎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兇”。死亡人口的比率相當高。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17]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18]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并死。”[19]“疙瘩”是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20]北京郊區的疫情也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禎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21]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22]

崇禎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傳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23]

山西鼠疫也向周邊省份傳播。崇禎七、八年間興縣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將鼠疫傳播到相鄰的地區。從興縣過黃河，就是陜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禎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如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禎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災，崇禎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并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24]

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明代萬歷和崇禎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華北陜、晉、冀3省死亡人數至少在千萬人以上。鼠疫的流行與旱災、蝗災及戰亂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驚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順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無影無蹤，華北各地風調雨順，社會經濟開始復蘇。[25]

內憂外患

參見：明末農民戰爭

為剿流寇，崇禎帝先用楊鶴主撫，后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闖軍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用人存疑，以至責無成效皆功虧一簣。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后往河南聚眾發展。[26]

此時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明廷苦于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嘩變。崇禎帝求治心切，《春明夢余錄》記述：“崇禎二年十一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住提督九門及皇城門，以司禮監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27]中后金反間計，殺袁崇煥。[28]

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崇禎帝的濫殺也日趨嚴重，[29]總督中被誅者七人，[30]巡撫被戮者十一人。[31]朱由檢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明朝士大夫鑒于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崇禎帝對于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一旁的盧象升立即告訴崇禎帝說：“陛下命臣督師，臣只知戰斗而已！”，朱由檢只能辯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盧象升最后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32]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山、錦州失守，洪承疇降清，崇禎帝又想和清朝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因泄漏議和之事被處死，與清兵最后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對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33-34]

此時，農民軍起義已經十多年了，從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縱橫數千里之間，白骨滿地，人煙斷絕，行人稀少。崇禎帝召保定巡撫徐標入京覲見，徐標說：“臣從江淮而來，數千里地內蕩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僅存四周圍墻，一眼望去都是雜草叢生，聽不見雞鳴狗叫。看不見一個耕田種地之人，像這樣陛下將怎么治理天下呢？”[35]崇禎帝聽后，潸然淚下，嘆息不止。于是，為了祭祀難民和陣亡將士和被殺的各位親王，崇禎帝便在宮中大作佛事來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詔罪己詔，催促督師孫傳庭趕快圍剿農民軍。[36]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明將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禎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勛投降，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開始包圍北京，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明軍在與農民起義軍和清軍的兩線戰斗中，屢戰屢敗，已完全喪失戰斗力。

三月十七日，農民起義軍圍攻京城。十八日晚，崇禎帝與貼身太監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稱萬壽山，今北京景山），遠望著城外和彰義門一帶的連天烽火，只是哀聲長嘆，徘徊無語。李自成軍攻入北京。太監王廉急告皇帝，崇禎帝在宮中飲酒長嘆：“苦我民爾！”太監張殷勸皇帝投降，被一劍刺死。崇禎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勛戚周奎、田弘遇家。回宮后寫下詔書，命成國公朱純臣統領諸軍和輔助太子朱慈烺。又命周皇后、袁貴妃和3個兒子入宮，簡單叮囑了兒子們幾句，命太監將他們分別送往外戚家避藏。他又哭著對周皇后說：“你是國母，理應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