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蕪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制中，工商業者的地位變得非常低賤，“百工”常與處于奴隸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隸）并列。于是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階層就基本上確定了——盡管那時候的農指的是中小地主。

更可氣的是呂不韋這個傻缺弄出了個奇貨可居的典故。

《戰國策·秦策五》載：濮陽人呂不韋賈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曰：“此奇貨可居也。”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愿往事之。”

更更可氣的是，呂不韋這個傻缺在販賣帝王成功后到處嚷嚷（不排除政敵抹黑的可能），最后被“貨物”的兒子給弄死了。

后來的帝王一看，好啊，這是有刁民要害朕啊，全部拉出去咔嚓了。轉念一想，這些肥豬留到需要的時候，比如說遭災啦、打仗啦、修建宮室啦等等需要錢財的時候再宰殺了，豈不妙哉？

但既然終究是要當肥豬宰了，社會地位低一點也就不是什么大問題了。誰家會給豬穿綾羅綢緞，誰家會給豬變成士子（入仕）的機會，于是各種歧視性的規定層出不窮。有嚴苛些的，直接就把商人定為“賤籍”。

豬嘛，無所謂！要是敢瞎哼哼，不等過年就把你給宰了。

另外，商賈“不事生產，囤積居奇，低買高賣，以次充好”的惡行也被廣泛宣揚，盡管有些夸張，但以方仲永后世的眼光來看，還可以再加上無數的貶義詞來證明商賈的“黑心”與“不良”。

對此，“工”表示，躺槍了。

如果說，古代定義的商業是純粹的產品販運和銷售的話，工應該就是生產企業了——盡管只是手工業。

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國古人對于手工業的感情是非常復雜的。一方面，貴族們對各種能夠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享受）的“奇技淫巧”貪腥嗜腐，一方面又對于能夠提高廣大百姓生活水平的發明創造不屑一顧。

如宋朝就設有將作監：掌管宮室建筑，金玉珠翠犀象寶貝器皿的制作和紗羅緞匹的刺繡以及各種異樣器用打造的官署。監二人稱將作大匠，從三品的高官；少監二人，從四品下。

對各種發明的獎勵，宋朝較其他朝代有所提高。史載：有人制定“新歷二十卷”，便拜“司天監賜官”；制定“乾元歷”頗為精密，皆“優賜束帛”；有人獻所制**、火球、火蒺藜，項綰“獻海戰船式，各賜緡錢”。具體獎勵了多少錢，我們無從知曉，但不會太多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否則，以古人記史的習慣，定要來個“賜錢百萬、千萬”的。

至于方仲永提出的“無軍不強”，其實是有些魯莽了。幸好王益自覺方仲永是“自己人”，沒有害他的心思。若是那心懷叵測之輩，就這一句話就要把方仲永踢出士大夫的行列了。

蓋因本朝太祖趙匡胤得國其實是不怎么正的。

那趙匡胤原本是后周世宗柴榮麾下的大將。后周顯德六年（959年），柴榮于北征幽州時病倒，回京不久后駕崩，時年39歲。逝世前，柴榮任命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次年（960年）正月初一，傳聞契丹兵將南下攻周，宰相范質等未辨真偽，急遣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御敵。周軍行至陳橋驛，趙匡義和趙普等密謀策劃，發動兵變，眾將以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他為皇帝，史稱“陳橋兵變”。隨后，趙匡胤率軍回師開封，京城守將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接趙匡胤入城，脅迫周恭帝禪位。趙匡胤即位后，改國號為“宋”，仍定都開封。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锜、張光翰、趙彥徽等皆得授節度使位號。

盡管有諸多文人粉飾，將趙匡胤描寫的無辜而被動，但趙匡胤黃袍加身的整個過程充滿了濃濃的陰謀氣息。好兄弟尸骨未寒，你就脅迫人家孤兒寡母把皇位“讓”給了你，合適嗎？

趙匡胤“被迫”當上了皇帝之后，覺得龍椅坐得很舒服。就怕其他如石守信、高懷德等手握兵權的大將也“被迫”了一下，就來了一出“杯酒釋兵權”，非常完美且又毫不血腥地解除了幾位統兵將領的兵權。

“杯酒釋兵權”之后，趙匡胤又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改革。

新設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行“強干弱枝”之策，調各地精銳官兵組成禁軍，半數留于在京城拱衛皇城。又行“更戍法”，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

這樣一番操作下來，老趙家的皇位是穩當了，但其造成的后果也是嚴重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軍隊戰斗力大幅度下降；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造成軍隊戰斗力再一次大幅度下降。如此連番降下來，軍隊還有多少戰力實在令人懷疑，“宋鼻涕”的帽子也就摘不下來了。

方仲永不愿意繁華的大宋被野蠻落后的游牧民族侵襲，強軍這一步是一定要走的。

后世軍事理論認為，在武器沒有代差的情況下，戰爭打的是后勤，是資源。要強兵，先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