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里，我們需要回過頭來仔細審視一下梁武帝蕭衍。他二十多歲出道，就有人說他“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三十歲之后）則貴不可言。”好友王融更是評價他：“宰制天下，必在此人。”這些贊譽之詞都不算說錯。其實，以或褒或貶的態度來評價蕭衍，都有失偏頗，但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蕭衍乃是整個南朝史上承前啟后最為關鍵的人物，并且也是南朝二十七個皇帝中極其獨特的一位。

一百七十年的南朝，到梁武帝蕭衍即位的時候，已經過了八十年，剛好一半。如果說早期的劉宋還曾因為劉裕的武功威鎮河北，因為元嘉的文治引人仰目，一度有過朝氣蓬勃的景象，那么此時則只談得上是消沉和落魄。從蕭衍出生到梁朝建立的三十九年，歷經十一個皇帝，執政者是三年一小換，五年一大換，即便是政局較為平穩的齊武帝時期，也還有一年之久的唐寓之之亂。朝廷之上禮崩樂壞、人倫喪盡，民間也難得一日安寧，人心思變。如此嚴重的憂患，體現在天下這個大棋盤上，就成了國土的日漸局促，政權的日益“猥瑣”。

擺在蕭衍面前的攤子，并不容易收拾。

蕭衍很聰明，雖然利用南齊內部的問題奪取了政權，卻深諳“得天下易，治天下難”的大道理。受禪當日，他一坐上皇帝的輦車，便對陪乘的重要輔臣、侍中范云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范云反應極快，當下回道：“亦愿陛下日慎一日。”

“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夏王太康失國，他的五個弟弟追述大禹的訓導，寫下了五首誡詩，這便是其中的一句，意思是說“君臨萬民，恐懼的心情就好比用壞掉的繩索來駕馭六匹馬”，告誡統治者時刻要有危機意識，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對權力的態度應該是敬畏而非放縱。蕭衍竟會用亡國貴族的話語作為自己執政生涯的開場白，意外之余，也讓人驚嘆于他無比清醒的頭腦。

深受蕭衍器重的范云出身寒族，大他十三歲，南齊時便同朝為官，又都在“竟陵八友”之列，同為蕭子良的座上客，甚至還做過鄰居，關系十分密切。蕭衍消滅了蕭寶卷，便讓他做自己的大司馬咨議參軍，運籌帷幄，后來又升為侍中。

蕭衍做梁王后，納了原先蕭寶卷的一個姓余的妃子，寵愛有加，漸漸妨礙到處理政事。范云私下進諫說：“當年漢高祖是個貪財好色之徒，入關平定秦朝時卻不取秋毫，不幸婦女，這也是范增認為他志向遠大的原因。如今明公剛平定天下，海內想望聲譽之時，豈可拖累于女色呢？”

蕭衍被說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范云便自作主張，起草了一份命令，將余氏賜給將軍王茂。蕭衍有些無奈，對于這位老大哥的意圖卻只有贊賞，最終他默許了范云的做法。

登基大典上范云的警戒堅定了蕭衍振興朝綱的決心。天監元年（公元502年），他便下詔重修禮樂的標準，甚至以他本人豐富的音樂知識，親自參與制定。這一舉措謹遵儒家強調的禮樂教化之道，也是他開始推崇“移風易俗”新氣象的第一步。

梁武帝改革內政的第二步，是于同一年下令刪定修訂，并于次年出臺的法律典章《梁律》。在《梁律》之前，劉宋和南齊沿襲的都是西晉賈充制定的晉律，條款大同小異，齊武帝時期曾修定過二十卷的《永明律》，但與前朝舊律在篇目和制度上并沒有很大的差異。梁武帝的這次刑律改革，參照以前幾朝的得失，又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共修成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光從篇幅上看就比過去完善了不少。新律強調“明慎用刑”，后來逐步將一些嚴厲的肉刑，比如劓鼻、刺字等等一概廢除，又改革各項濫刑和賦稅。總體而言，南梁的刑法是比較寬恤的（當然這在后來也產生了各種弊端，尤其對于貴族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縱容，但這些問題在王朝的全盛時期尚不明顯），再加上梁武帝與蕭道成一樣，提倡節儉，南梁的世風在幾年之間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天監四年（公元505年），梁武帝又頒布一道詔令，設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在建康開館教授，推行儒學。開辦國學館講學，前朝最盛的元嘉和永明年間都搞過，但都比不上梁代的規模。五館的講學，動輒成百上千，比得上現在名教授的公開講座。學說分門別派，各有所長，連北魏從事儒學研究的學者，如清河崔靈恩、范陽盧廣，也紛紛慕名前來，聚徒講說。作為統治中心的建康城，儼然是一派天下儒學教研中心的氣象。

對于士族與寒族之間的矛盾，他采取兩手抓的政策：一方面下詔優顯士族高門，從而獲取士族階層的擁護支持，并要求核實譜牒、嚴防冒襲，這就有效限制了士族數量的過度擴張，減輕政府的負擔；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從寒門之中選拔人才，像范云、沈約等人，都是寒族，寫《宋書》的沈約是劉裕手下大家沈林子之孫，排得上是老牌的寒族了。范云是最受重用的大臣之一，只可惜死得太早，天監二年五十三歲就病故了。為了填補空缺，梁武帝提拔了寒族出身的徐勉和周舍，掌管朝中機要。這兩位都是不到四十歲，梁武帝看重的是他們辦事得力。可見在用人方面，梁武帝堅持的是惟才是任的方針。這些，還沒算上他一直收在身邊做親信隨從，后來在戰場嶄露頭角的名將陳慶之。

枯朽的南齊經過一系列政策的“整修”，從內到外翻了新，梁武帝有了足夠的底氣和本錢，實現他銳意進取、復興天下的計劃。

梁武帝的計劃以《北伐詔》的形式保存在《全梁文》中，可謂振奮人心，顯然經過了充分的準備：先拿下重鎮壽陽，然后兵分兩路，一路出徐州，平定中原，一路出義陽，奪取關中，各路齊進，會兵洛陽，生擒元恪，統一天下。

天監四年十月，梁武帝任命六弟臨川王蕭宏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尚書右仆射柳惔為副手，統領大軍進駐洛口（今安徽淮南東北），大舉北伐，兵力總計數十萬。自宋文帝北伐失敗以來半個多世紀，南朝從未發動過如此強大的攻勢，就連北魏方面也不得不承認這是“百數十年所未之有”。

北伐軍的啟動并不順利，蕭宏的前鋒一部、徐州刺史昌義之攻打壽陽東北的邊鎮梁城（今安徽壽縣東），卻打不過北魏的平南將軍陳伯之，吃了敗仗。

陳伯之是南朝的降將，又不像蕭寶夤那樣與梁武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本沒有道理死心塌地地為北魏賣命，阻撓南梁北進的步伐。蕭宏對于此人的性情，拿捏得頗準，他讓自己的記室（也就是重要秘書）丘遲給陳伯之修書一封，勸他投降。

丘遲以文筆聞名于世，得過梁武帝的親自認證。他的勸降書是我最為敬佩的南朝文章之一。我們說過，陳伯之是個沒啥文化的大老粗，也沒什么品行（之前就反復了兩次，已是三姓家奴了——雖則齊、梁兩朝同姓同宗，多少有些“冤枉”他）。兩軍陣前，要用書信的方式勸這樣一個家伙投降，在我看來幾乎是missionimpossible，等同于對牛彈琴，而丘遲居然出色完成了任務！

這篇陳情說理的美文，寫于天監五年（公元506年）三月：

陳伯之聽手下為他念完書信，顧不上自己留在北方的兒子，便帶上統領的八千兵眾，從梁城投往南梁。他的兒子陳虎牙被北魏所殺，不到兩個月，梁軍前鋒攻陷梁城，直指壽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