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明帝元詡是北魏第九任皇帝（如若不算得位不正、又短命被弒的南安王拓跋余，則是第八任），他身上有很多個第一。比如，他是北魏遷都后出生在洛陽的第一位皇帝（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是所謂“移民第二代”），也是唯一出生在洛陽皇宮、并存活下來的皇子。

在他之前，宣武帝曾有過兩個皇子。頭一個是與第一任皇后于氏所生的元昌，遭到高肇算計，三歲就死了。第二任皇后高氏做貴嬪時，給宣武帝生過一個皇子、一個公主，小公主養大了，小皇子卻比元昌夭折得更早。高皇后沒再生過孩子，但她生性好妒，對于其他嬪妃與皇帝的關系，十分在意，甚至千方百計阻撓她們的行動。直到宣武帝駕崩，后宮中還有不少嬪妃從來就沒有侍奉過皇帝。

就是在這樣嚴酷的監控環境下，卻有一名女子幸運地得到宣武帝的惠顧，有了他的孩子；不僅有了孩子，而且還是個男孩；不僅是個男孩，而且還做了太子；不僅做了太子，她本人還逃過了北魏皇室沿襲一百多年的“子貴母死”的規矩，免于一死，并靠著兒子的地位，成為北魏后期極為關鍵的人物。她，就是元詡的親生母親胡氏。

胡氏是漢人，祖上出自隴西安定（今甘肅涇川），曾祖胡略與祖父胡淵兩代在后秦和夏國為官。北魏滅夏，胡淵投降北魏大軍，有接待之功，拓跋燾賜他侯爵，又讓他做河州刺史。

按照北魏的制度，襲爵時自動降一等，因此到胡氏父親胡國珍的時候，由于無才無功，除了伯爵的爵位外，就沒有什么顯赫的名聲了。當初的關中大國后秦以佛教為國教，現在的北魏也是佛寺香火旺盛。胡家深受影響，一向虔誠信佛。胡國珍的姐姐就出家做了尼姑，而且理論水平還不低，經常有機會到宮中去談經論道。胡國珍想光宗耀祖，自己又沒什么本事，琢磨來琢磨去有了個主意：重點培養女兒，然后由姐姐充當皇宮“內線”，向皇帝“引薦”。

這條路走對了。胡氏容貌氣質俱佳，在胡國珍姐弟的熏陶下，多才多藝，又懂了許多佛學大義。旁人一瞧，真有一絲知性女子的味道。她那位做尼姑的姑姑每次進宮，一有機會就跟宮女太監們談起侄女的好處，時日長了，宣武帝也知道有這么一位“好女孩”，心中不免癢癢，便將胡氏召進宮中，封為承華世婦（世婦是后宮的級別之一，低于嬪）。

長期以來，北魏后宮形成了一套思維定式，嬪妃們常常相互祈禱，只愿生公主，即便是生王子，也千萬別是第一個——大家都不想因為生了個太子而丟了性命。胡氏是有備而來的人，對這種思想嗤之以鼻。她說：“天子豈可獨無兒子，怎可為了一己之生死而令皇家沒了嫡傳的血脈呢？”

宣武帝聽說胡氏覺悟這么高，越發寵幸她，不久胡氏就有了身孕。她每夜在佛前起誓：“但愿所懷是個男孩，生下來就是長子（宣武帝前面的兩個兒子都死了），即便因為當上太子而殺了我，也在所不辭！”

佛還真保佑了她一回，元詡出生。宣武帝喜不自勝，他加封胡氏為充華嬪，親自安排撫育人員，把小元詡精心保護起來，誰都無法接近他，連皇后高氏也找不到機會下手。

高皇后殺不了元詡，卻也有她的如意算盤。她心想反正有“子貴母死”的祖訓，等元詡立為太子，胡氏就得賜死，到頭來太子還是由她控制。

果然，元詡長到三歲即被立為太子。可誰料想，無論皇后怎么勸說宣武帝除掉胡氏，宣武帝就是不聽她的。宣武帝快三十才有了這么一個寶貝兒子（傳統上北魏皇帝這個年齡都應該做上爺爺了），不但不能讓他受一點傷害，也要讓生他的胡氏好好地活下去。宣武帝在事實上廢除了“子貴母死”的規矩。（廢除這項看似野蠻的制度，本應值得贊揚。可是歷史偏偏在這里又開了一個玩笑，僥幸存活的胡氏，最終做了北魏一朝最后一位皇太后。北魏雖說不上亡在她手里，她對于北魏的衰亡，卻也逃不脫干系。）

直到宣武帝去世，高皇后仍在找機會暗殺胡氏，在諸位親王的關照之下未能得逞。高肇被誅，整個情勢頓時完全顛倒過來。高肇惡貫滿盈，取勝的高陽王元雍、領軍將軍于忠等人也并不是什么正義的化身。這只是一場太子黨與外戚黨的權力斗爭而已。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作為高皇后對立面的胡氏，自然而然被太子黨極力擁護。太子黨首先讓受排擠的任城王元澄（這位孝文帝時代立過大功的老王爺在宣武帝時代幾乎沒有任何作為，由于高肇的猜忌，他被迫裝瘋賣傻，整日飲酒作樂，才得以保全性命）以及宣武帝的弟弟元懌、元懷三位分別擔任司空、太尉和司徒（即“三公”），然后把高太后（小皇帝登基，自然“升”了一級）遷到洛陽附近的瑤光寺去做尼姑，不得隨便入宮（幾年后，機關算盡的高氏還是被胡氏派人秘密毒死，也算是“天道無常、報應不爽”了），改尊胡氏為皇太后。

權力穩固后，諸位親王聯合群臣奏請胡太后臨朝。胡太后母儀天下，成為北魏繼文明馮太后之后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臨朝稱制的皇太后。（這級別超額完成了父親胡國珍的目標，胡老頭跟著雞犬升天，大概也暗自佩服自己的計劃吧。不過他只享了三年福，就真的升天了。）

太子黨自以為聰明，讓沒什么背景的女流來處理朝事，必不會像外戚那樣難以駕馭。他們怎么會想到，眼前的這位弱女子，卻有的是手段，而且會變本加厲地搞爛北魏朝廷。

保護胡太后有功的于忠第一個失勢。于忠是宣武帝身邊的老臣，也是經過高肇一連串惡搞還能活到孝明帝一朝的少數近臣。他仗著資格老、功勞高，一手抓政令發布，一手抓宮中侍衛，有意專斷朝政。尚書左仆射郭祚和尚書裴植勸高陽王元雍想辦法把于忠派到外州為官。于忠知道了，就假傳圣旨，殺了郭、裴二人，免了元雍的官職。胡太后一臨朝，馬上解除了他侍中和領軍的職位，讓他去冀州做刺史。

胡太后認為于忠的功勞還是主要的，奪權之后也沒理睬元雍等人的彈劾，并不過多為難他。她心里明白，五十多歲的于忠也沒幾年可以蹦跶了，不妨做個順水人情，對他既往不咎。一年后又讓他回京城為官，弄得于忠不但不怨恨，還感激涕零。神龜元年（公元518年），于忠不負她望，一命嗚呼。

有了于忠的榜樣，太子黨的其他成員便不敢看輕胡太后，胡太后做事逐漸大膽起來。按照禮法，只有皇帝對下級發布的文書才有權稱為詔，其他人發布的文書只能稱為令；同理，下級只有對皇帝上疏時才能稱呼陛下，對皇后、太子等只能稱呼殿下。胡太后不滿于低一等的稱呼，把自己發布的令改稱詔，要求群臣上疏用陛下的稱呼，自己則用“朕”這個皇帝專用字眼。之后，她又以小皇帝年齡太小為由，提出自己代為主持祭祀，這也是越禮的行為，所以負責禮制的官員竭力反對。她就向侍中崔光請教，崔光引經據典地說：“漢朝的鄧太后就曾經做過祭祀的事。”胡太后很高興，便攝行祭祀典禮。以禮法而言，她的所作所為和皇帝沒有什么兩樣了。

崔光歷仕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做過宣武帝和孝明帝的老師，在北魏后期算是比較敢說話的大臣。但他崇尚中庸之道，在胡太后面前，總是盡量順應她的意思。這樣的人，是不能指望挽狂瀾于既倒的。（順帶一提，崔光的侄子就是《十六國春秋》的作者崔鴻。）

任城王元澄也是位比較敢諫的大臣。胡太后信佛，多次為之大興土木，建佛寺、造佛塔、修石窟、鑿佛像，還廣開齋會，花費不少開銷，人民賦稅沉重。他多次上表，希望朝廷能夠“蓄力聚財”，減輕勞役。胡太后對老王爺表示尊重，卻沒有什么改過行為。元澄于神龜二年（公元519年）病故，胡太后更加放肆了。在國家的各種慶典儀式上，她動輒大辦宴席、大賞群臣，收買人心的同時，也把官員貴族慣得越發貪婪。

就在元澄去世的那一年，洛陽出了件駭人聽聞的案子。

征西將軍張彝的次子張仲瑀上了一道秘密的奏章，要求改革選拔制度，認真評定武官的資格，不能夠給他們安排清閑的職位。這道奏章不知怎的走漏了風聲，迅速傳遍了洛陽的大街小巷。洛陽城勢力最大的一批武官是羽林與虎賁，他們到處張貼榜文，定期會合，宣言某月某日要殺光張彝全家（簡直跟現代的黑社會一個作風）。張彝父子并不害怕，沒放在心上。

這天清早，近千名羽林與虎賁跑到尚書省的公門前叫罵，要求交出張彝的長子尚書郎張始均，邊罵邊朝公門投石塊，整個尚書省沒有人敢出來主持公道。羽林們見沒啥動靜，一隊人就舉著火把、扛著柴蒿，沖到張彝的府第，把行動遲緩的張彝拖到堂前，拳打腳踢，肆意凌辱，然后開始焚燒張彝的宅院。張始均跪在地上為父親求情，羽林們又把他一頓毒打，扔到火中，當場燒死。

羽林們殺完人，放完火，揚長而去。張彝滿身是傷，挺了沒多久就去世了，張仲瑀也是重傷，撿了條命。國都洛陽從官到民，眼睜睜看著一起慘劇發生在眼前，卻無能為力。事后，胡太后只象征性地抓了八個為首的羽林斬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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