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甫直面朱元璋，侃侃而談道：“臣知道陛下擔心商人囤貨居奇、攫取暴利而做大，那何不畫一個圈出來，商人蹦不出這個圈也就翻不出什么浪了?！?

“畫圈？”朱元璋聞之一愣，不甚明白：“你是說，限定他們的經商范圍？”

“那是限不住的?！?

陳云甫說道：“東南的鹽價比西北的鹽價便宜，沿海的比內陸的便宜，原因出在生產不均和物資輸送的糜耗上，所以商人的經商的范圍是限不住的，他們還是會一窩蜂的帶著東西往內陸、西北倒賣，以此攫取暴利。

臣指的限制，是限制商品的價格?！?

商品的價格還能限制？

朱元璋是真來了新鮮勁，臂壓金案，上身前傾。

“說給咱聽聽?！?

“自古以來，商品的價格一直由商人來訂，商人依據市場的經濟規律和商品的緊俏程度制定相符合的價格，這才有了囤積居奇一詞。

商人于豐年大肆囤積糧食，打探哪里患災好帶去當地高價售賣賺取暴利，朝廷既然限制不了商人的行動，那就限制商品本身的價格，即，將制定商品價格的權力抓到朝廷的手里。

兩淮的鹽價現在是一斤九文錢，拉到河南賣十三文、陜甘賣十五文，所以造就了私鹽猖獗。

如果甘肅和陜西的鹽價和兩淮相近或者說只高一兩文的話，那私鹽販子還干嗎?！?

“不可能?！?

朱元璋直接開口打斷道：“陜甘的鹽價怎么可能控制到如兩淮一樣?！?

“朝廷來為商品價格兜底就能實現了?！?

“那虧損得多大?！?

涉及錢袋子，朱元璋這個皇帝搖身一變成了大家長，開始就這柴米油鹽跟陳云甫針鋒相對起來。

“朝廷在陜甘賣鹽，十八文也只是堪堪夠本，降到九文錢或者十文錢，那朝廷一斤鹽就要虧損九文，幾乎等同于兩淮賣三斤賺的錢才夠朝廷在陜甘賣一斤的虧損?！?

“經濟賬不能這么算。”

陳云甫這會也是聊上頭了，絲毫沒注意到自己和朱元璋對話間的措辭。

“看似朝廷虧了，但這個錢只不過是從朝廷手里發到了負責運輸鹽引的鹽吏身上變成了工錢而已。

咱們把全大明比喻成一個家，陛下是家長，臣等是孩子，陛下給了臣十文錢去打醬油，醬油是八文錢，兩文錢是給臣的跑腿費。

陛下雖然花了十文錢，可咱們家十文錢的家產變成了一瓶八文錢的醬油和進了臣口袋里兩文錢而已。

同理，陛下花十八文的成本將兩淮鹽引拉到陜甘賣九文錢或者十文錢，國庫虧損了九文錢，但陜甘的百姓口袋里卻多了九文錢，國家的總經濟并沒有任何變化。

陜甘的百姓口袋里多了九文錢，他們就會拿著這九文錢多做九文錢的事，百姓好囤糧以備災年，國庫里每年積壓的糧食就可以多賣數百萬石不止，這就是多出來的營收。

我們把國家所有可以流通的商品統一定價，國家在鹽上的損失便可以通過賣糧、賣農具、賣衣服、賣耕牛賺回來。

老百姓兜里多了錢，可以穿衣避寒、買牛耕地，既推動了織造，也實現了擴產，每年戶部的增收就也是一筆。

這些年，西北、西南戰亂初勘，正是需要恢復生產的時候，可朝廷總不能年年撥糧撥錢免費發給百姓們，這樣反而會把百姓給養懶，斷不可行。

可西北、西南的百姓每年營收本就可憐稀少，再買高價的鹽糧，連穿衣服都穿不起，還如何談及恢復元氣呢。

江南的絲綢、絹布、衣料業每年為什么沒法增產，是因為受制于價格賣不出去嗎，不是，因為除了富饒的江南之外，大明任何地方的百姓都已經沒有元氣再去買衣服了。

臣聞西北一家五口穿一身衣服，誰出門誰穿，留著媳婦孩子在家光屁股，滑稽可笑嗎？非也，實為可悲！

商人逐利，將江南的絹布拿到西北賣一兩銀子一匹，百姓焉有余錢承負？

是穿上衣服的臉面重要，還是填飽肚子的里面重要，毫無疑問，吃飽肚子比臉更重要。

朝廷在政策上予以西南西北方便，使這兩地快速的恢復元氣，就自然可以帶動江南的織造業進行擴產增收。

而西北西南的百姓吃飽了肚子、穿好了衣服，每年過冬不會因為寒冷凍餓而亡就會誕育更多的后代，人多了，西北西南的開發就自然會加快。

林業、畜牧業、養殖業、礦業的發展勢必會增速，朝廷每年從西南采買木料的價格會降低、牛羊豬肉的價格會降低、雞鴨鵝禽的價格也會降低，連軍器局造兵刃、鑄大炮的錢都會降低。

國家的開支逐年減少、營收逐年增多，還擔心國家沒錢嗎，一句話，百姓富國家就富，百姓窮，國家的富就只是無根浮萍，看似而已。”

不實現全民富裕，就不存在國富民強！

如果不是擔心朱元璋反應激烈，陳云甫甚至都打算跟老朱研究一下試點稅改政策。

就這說的一大通，也足夠朱元璋消化了。

果然，陳云甫都說完了好半晌，朱元璋都沒反應過來。

看看陳云甫，再看看寶祥。

良久。

“寶祥啊，去把標兒找來，朕現在腦子有點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