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嵐山與詩碑（下）

1918年7月上旬，繼在同年3月參加東京高等師范的招生考試未果之后，再次參加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只是又以日語“會話不好”等原因落榜。當時，他的心情很不好，盡管新中學會的會友給了他不少安慰，他還是決定回國休息一段時間。

1918年7月底，取道朝鮮半島回國，在天津家中住了一個月后，他又回到日本，大約在10月份，新中學會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較大的房子，約有十七八間，作為會員宿舍，取名“新中寄廬”，約定除確有困難者外，會員都搬到宿舍居住，過集體生活。為了鍛煉勞動、生活和養(yǎng)成節(jié)儉習慣，約定凡宿舍內(nèi)一切清潔衛(wèi)生、燒飯、洗碗等生活事務均由會員輪流擔任，不再雇用任何人；發(fā)揚經(jīng)濟互助精神，就餐實行一飯一菜制度。搬進新中寄廬后，與大家一同過起了集體生活，“炊爨灑掃皆自為之”。1918年冬天，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天津水產(chǎn)學校校長孫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等人訪問美國歸來，路過東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廬參觀，并與新中學會會員共進午餐，那一次的飯菜，就是由和馬洗凡、李峰等新中學會的會員自己燒的。這給張伯苓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熱情稱贊、馬洗凡等新中學會會員在新中寄廬過的這種集體生活，是新中國、新社會的開始。那時，在經(jīng)濟上比較拮據(jù)，通過新中學會這一組織，不僅在生活上得到了較大資助，同時也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會友。

到日本留學，除了想考學深造外，主要想了解日本的社會情況以及世界的“新思潮”，掌握“哲學思想”和“科學的能力”，以便日后歸國積極從事救國運動。他曾在日記中寫道：“現(xiàn)在的人總要有個志向，平常的人不過吃飽了，穿足了，便以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國，盡力社會。”為此，在緊張的學習備考之余，他常常到位于神田區(qū)北神保街的中華青年會館，閱讀日文報紙和書刊，還經(jīng)常閱讀由國內(nèi)寄來的《新青年》和南開中學學生自己出版的《南開思潮》等刊物。1918年春，日本帝國主義趁西方列強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無暇東顧之際，與段祺瑞政府秘密談判《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日本政府的侵略圖謀和段祺瑞政府的賣國行徑，激起了廣大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的強烈反抗，史稱拒約運動，是偉大的五四運動的前奏。消息傳到日本，中國留日學生群情激憤，在5月12日組織了留日學生救國團，號召中國留日學生罷學回國。密切關注留日學生這一斗爭，在日記中記了不少當時的斗爭活動情況。3月25日中日兩國談判和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互換公文，4月3日他得知消息，并在日記中感慨：“閱英文報，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條于中國矣!”

入住新中寄廬后，的思想日益活躍，已經(jīng)不再怎么在意能否進入哪所日本的高等院校官費就讀，而把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傾注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上去了。到1918年下半年，隨著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的活動在世界各地開展，日本也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熱，一些馬克思著作被翻譯成日文出版，報刊上也不時有評介文章發(fā)表。而在國內(nèi)，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先驅(qū)，也開始致力于俄國十月革命劃時代意義的宣傳，著手評介、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相繼發(fā)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和《庶民的勝利》等文章。這一切促使的思想開始發(fā)生較大變化，逐步向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轉(zhuǎn)變。

在日本總計生活了約一年半時間。1919年的春天到來之后，他毅然決定，不再滯留日本，而“返國圖他興”，投考母校新建立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回國尋求革命的真理，探索中國新的革命道路。在回國前寫給友人的信中，他激憤地寫道：“家國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極目神州，愴懷已達極點！”“苦吾民矣，為之奈何！”

離開日本之前，4月1日，在櫻花盛開的時節(jié)，來到素有“西京”之稱的日本故都京都逗留了10日，飽覽了風光旖旎的日本“千年古都”風光，留下了《雨中嵐山》、《雨后嵐山》、《游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游圓山公園》等一系列優(yōu)美的詩歌，抒寫了自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堅定信心，和對即將踏上的革命道路的憧憬和期待。

這幾首詩采用的都是新體詩的寫法，且每首都提到櫻花，通過櫻花借景抒情，托物言志。這四首詩中有三首是同一天寫的。

在這一系列詩篇中，最著名的是寫于4月5日的《雨中嵐山》。

當冒雨漫步在山坡上，在濛濛春雨中，看見太陽偶爾從云縫中射出一線光芒，眼前的山水顯得格外秀麗姣妍，他不由聯(lián)想到自己剛剛接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多像這穿云破霧的陽光啊，在興奮、喜悅之中，他揮筆寫下了《雨中嵐山》。

1919年4月中旬，由神戶港登船回國。回到中國后，他隨即投入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始了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征程。

新中國成立后，曾多次向日本友人談起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并詢問中野、上野櫻花的長勢。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友人也多次邀請他在櫻花盛開的時候再訪日本，但由于種種原因終未能成行。

逝世后，日本人民為緬懷他對中日友好事業(yè)建立的豐功偉績，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在他曾經(jīng)留下足跡的京都嵐山，建立了周總理詩碑。詩碑的底座由青色圓石澆灌混凝土筑成，從底到頂，碑高24米。詩碑是用京都質(zhì)地堅硬的名石鞍馬石制成，深褐色的碑石正面刻著由時任中日友好協(xié)會會長廖承志書寫的《雨中嵐山》詩全文。在詩碑左側(cè)，立著一座副碑，上面用日文記載著建立這座詩碑的緣由：“為了紀念一九七八年十月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并且為了表達京都人世世代代友好的心愿，在這淵源深遠之地，建立偉大的人物總理的詩碑。”1979年4月16日，應日本國會邀請訪日的鄧穎超副委員長專程前往京都，親手為周總理詩碑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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