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潘先生形象重新闡釋摘要：中國現代文學教材對葉圣陶《潘先生在難中》的潘先生形象分析大多沿用了茅盾先生的評價。若拋開社會學分析方法來重新審視潘先生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潘先生身上有顧家、謹慎、機智、有責任心等優點。他是災難來臨時膽小、圓滑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代表。

讀葉圣陶先生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一直覺得潘先生這個人不可愛。這主要是受了一些舊有的評論和幾種權威教材的影響。關于如何評價潘先生，我認為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

一、傳統評價舉例

翻開幾本最具權威性的中國現代文學教材，發現對葉圣陶的《潘先生在難中》潘先生的評價驚人地相似，無非文句上做一些調整而已。例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樣寫道：潘先生是“自私、疑懼、投機、茍安、卑瑣，具有多側面而又統一的小市民性格典型”1；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是這樣評價的：“潘先生是一個帶有濃厚小市民氣味的卑瑣形象，他的茍安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被刻畫得淋漓盡致。”2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小說“通過潘先生精于算計、瑣屑庸俗、茍且偷生行為與心理的精彩描繪，活畫出這類小市民知識分子卑瑣自私、缺乏正義感和道德意識的委瑣靈魂”3。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小說將潘先生這種人物的自私、投機、茍安、卑瑣的小市民性格揭露無疑。”4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專題》說：“主人公潘先生的靈魂核心是完全的利己主義，他一切蠅營狗茍的行為，皆為了身家性命的茍全。”5總之，以上對潘先生評價是一片批判和聲討的聲音。

茅盾先生在《王魯彥論》中是這樣評價潘先生的：“現在還深深地刻在記憶上的，是那可愛的《潘先生在難中》，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沒有社會意識，卑謙的利己主義，precaution，瑣屑，臨虛驚而失色，暫茍安而又喜等等心理描寫得很透徹。”6這應該是最早的有關潘先生的權威評價，對后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茅盾評論中的precaution應該是指潘先生逃難時的“謹慎、小心、預防、警惕”，這種概括有一定道理。本文開頭部分列舉的幾種評價，可謂是茅盾對潘先生評價的翻版，其中“利己”與“茍安”可以說是直接套用了茅盾的評語。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幾乎每一本教材都認為潘先生是“卑瑣”的。查《現代漢語規范詞典》可以看到，“卑瑣”一詞指的是“卑劣猥瑣”，這與茅盾所說的“卑謙”與“瑣屑”的解釋是有出入的。那么哪一種解釋更準確呢？小說寫潘先生逃難過程中的種種行為，盡管有庸俗瑣屑的一面，然而絕不至于卑劣。因此我認為幾本教材對潘先生“卑瑣”一詞用得不夠準確。相比較而言，我認為茅盾的評價更為貼切。那么茅盾為什么對潘先生有那么多批評呢？這和他生活的時代不無關系。

茅盾評價的時代背景：葉圣陶的《潘先生在難中》創作于1924年，茅盾的《王魯彥論》發表于1928年《小說月報》19卷1號。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內憂外患、階級矛盾激化。當中華民族面臨著災難之際，國民歷史使命感與責任感就尤為重要。只有舍小家，顧大家才能夠挽救我們民族危亡的命運。而《潘先生在難中》就是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創作的。小說以1924年江浙戰亂為背景，以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筆調，以全知全能的敘述視角，描寫了潘先生舉家逃難的情景，表現了潘先生在逃難時的語言、行為和心理活動。小說以“逃難”為線索和主題，為我們展示了一位小學校長在災難來臨時所作所為。他在災難來臨了即倉皇而逃，這種“逃難”有隱喻的深層含義，不僅指潘先生的逃難本身，更指涉了在風云變幻的時代回避風險、逃避斗爭的行為。茅盾對于這些拋卻了“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憂患意識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歷史使命感與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是持否定批判態度的。在內憂外患的中國，潘先生表現出的怯懦、軟弱性格，臨危逃離的行為是不高尚的，應該受到指責。

二、對潘先生的重新闡釋

80年后的今天，當我們不再用社會學的價值尺度對文學作品去做簡單分析時，重新閱讀葉圣陶的小說《潘先生在難中》，重新審視潘先生這個人物，發現過去對潘先生的評價不無偏頗。從人性等角度來看，葉圣陶筆下的潘先生可愛了許多。他也并非一無是處，是有許多可取之處的。

（一）求生樂觀。當災難來臨之際，人本能地會產生強烈的求生的欲望，這是無可指責的。小說表現了潘先生強烈的求生欲望。小人物潘先生在家鄉讓里即將成為戰場之時沒有坐以待斃，做無謂的犧牲，而是作出積極回應，舉家出逃，這種選擇是無可厚非的。并且在逃難的過程中，沒有像他夫人那樣牢騷滿腹，而是以一種樂觀開朗的態度面對。小說寫到潘先生一家逃到上海在旅館住下，面對愁眉不展的潘師母，他舒快地開導說：“你想，從兵禍兇險的地方，來到這絕無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樂。剛才你們忽然離開了我，找了半天找不見，真把我急死了；倒是阿二乖覺，他一眼便看見了你，于是我迎上來，這是第二件可樂。樂哉樂哉，陶陶酌一杯。”從這看到潘先生對于兇險逃難的樂觀態度。他沒有哭天喊地，沒有怨天尤人，表現出一種隨遇而安的超然態度。如果沒有這種態度，是斷然不會也不敢重返讓里的。如果把潘先生逃生看做“偷安”的話，未免有點不大合適。

（二）顧全家庭。小說多處描寫潘先生對家庭的照顧，堪稱為模范。首先，對妻兒關愛有加。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當聽說家鄉讓里要發生兵變時，他選擇了到上海避難并毅然帶上了柔弱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并沒有把他們拉下，任憑他們遭受可能到來的災難。這說明潘先生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私者，不是一個只顧自己逃生的“跑跑先生”。第二，在逃難過程中對妻兒無微不至地關照。潘先生逃難時的狼狽相主要還是拖家帶口造成的。試看他“右手提著黑漆皮包，左手牽著個七歲的孩子”，在如潮的人海中還要關照九歲的孩子以及妻子，盡管艱難，他卻沒有一句抱怨的話，反而不斷鼓勵安慰妻子，呵護孩子。第三，對妻兒的思念與擔憂。小說只有一次寫到潘先生流淚，那就是當與妻子和阿大走失時，潘先生擔憂著急引起的：“家破人亡之感立時襲進他的心，禁不住滲出兩滴眼淚來，望出去電燈人形都有點模糊了。”當他看到妻兒時：“舒暢地吐一口氣”說“現在好了！”小說還多次寫到思念妻兒，把妻兒的安危放在自己之上。“這幾天潘先生無賴極了。最難堪的，自然是妻兒遠離。”“次之便是自身的問題。”其次，潘先生的家庭責任感強。主要表現在：第一，當從上海返回讓里之時，他首先跑回家看看。第二，利用紅十字會會旗保護他家不受襲擊和侵害。勤儉節約的品行也顯露無遺，在去紅房子避難時，還不忘裝上幾件衣服，有自己的也有孩子和妻子的。過去潘先生受到指責最多的是自私自利。依我看來，這正是潘先生最鮮活的一面。魯迅先生說得好：“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潘先生對家庭的照顧不能表明他自私自利，正說明他是一個有家庭責任感的活生生的人。

（三）熱衷事業。小說還寫了作為一校之長的潘先生，在災難來臨之時為學校所做的種種努力，使我們看到他不是只顧逃難，對學校不管不顧，而是表現出了應有的一份責任心。第一，重返讓里。這里的動機值得商榷。潘先生返回讓里有為保住自己職位的成分，但為了自己飯碗就不顧性命的做法不太符合潘先生的處事原則。在性命難以保全之時，潘先生不會掂量不出孰輕孰重。如果說潘先生只是一個利己主義者，那么他就不會冒著生命危險重返讓里。然而他卻不顧妻子的勸告、讓里的險情，執意一人回來，“一口氣奔到自己的學校里，提起筆來就起草送給學生家屬的通告。”表現出潘先生并非只是茍全性命于亂世，還是努力做著自己應盡的義務與責任。第二，為學校的安全付出努力。不可否認，潘先生加入紅十字會帶有欺騙的性質，是他保全性命的一種策略，表現出潘先生的圓滑和世故。但是也說明了潘先生對學校安全的擔憂，否則的話，他不用絞盡腦汁，繳納會費加入紅十字會了，直接躲到紅房子保命就行了。他的舉動表明他是不愿舍棄學校而只顧小家的。他能把學校的利益放在心上，表現了他對自己事業的熱衷和一定程度的責任心。潘先生能夠對事業和家庭承擔風險的行為表明，他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利己主義者。

（四）謹慎鎮定。災難來臨時人人都有可能驚慌，曹操赤壁之戰慘敗后逃命時的“三哭三笑”，并沒有影響他作為一代梟雄的形象，何況一個小小的潘先生。正如茅盾先生所說的“臨虛驚而失色”。潘先生在逃難過程中是驚慌而不失措，鎮定而不忙亂，表現出令人佩服的冷靜。第一，火車站的一字長蛇陣的布置，可見潘先生慌亂中的機智，而且早已安排妥當，并非臨時抱佛。如果不是這樣，恐怕潘先生一家逃離了戰亂的同時就會增添了妻離子散的痛苦。第二，臨危不亂，頭腦清醒。在家庭隊伍被沖散時，潘先生鎮定自若，守候在走失的妻兒必行之道路――車門旁邊，終于找到了妻兒。第三，懂得人情世故。從叫黃包車到租住旅館，可以看到潘先生嫻熟的辦事能力。而且還慷慨地多付車夫一個銅錢，對車夫的勒索并不計較。對小孩子點菜時要吃大餐的愿望能夠理解，對潘師母訓斥孩子不作追究，小說寫道：“潘先生有點窘，卻作沒事的樣子說，‘小孩子懂得什么。’”一句話寫出了潘先生的寬容大度和善解人意。第四，躲進暫時提供安全棲息之地的“紅房子”避難。危難之際想到了到租界避難，作為一種權且之宜，未嘗不可。可見潘先生的臨危不亂。

潘先生是軍閥混戰時期普通知識分子的典型。他沒有過高的思想境界，卻盡到了自己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他并不強悍，但卻為學校及家庭付出了努力。他是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鮮活的圓形人物，不是干癟的自私鬼。我們在批判他的利己、疑懼等灰色人生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他樂觀、負責、謹慎、機智的一面。潘先生是復雜的：雖然行為瑣屑但不卑劣；雖然政治麻木，但未泯滅良知；雖然膽小怯懦，但未忘記自己的職責；雖然處事圓滑、精于算計，但不損害他人；逃難時雖驚慌，但不盲動。他并非表里不一，而是真實生動的。小說通過對潘先生的塑造，揭示了上世紀20年代教育界知識分子身處困境時復雜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也反映了他們在災難來臨時膽小怕事、圓滑穩妥的人生態度和處事原則。

（責任編輯：趙紅玉）

作者簡介：郭紅，文學碩士,邯鄲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1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51頁。

2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中國現代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0頁。

3程光煒、吳曉東：《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95頁。

4孔范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422頁。

5劉勇：《中國現代文學專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4頁。

6方壁（茅盾）：《王魯彥論》，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一集?文藝理論集一，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5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