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一詞，始見于漢。漢時楊子云《長楊賦》中道：“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為主人。”本意為文學之林，即文翰薈萃之地。到了唐代，“翰林”正式成為官署名。自唐以降，歷朝皆設翰林院。早期的翰林院是“為天下藝能技術見詔者之所處也”，乃網羅天下各式英才供皇帝之需，后逐漸成為參政、修史的樞要機構。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很早便設置翰林院，其功能定位為輔政智囊團。但是當時由于丞相的存在，翰林院實際只是個空架子，因此朱元璋在廢中書省與丞相之后提高了翰林院的地位。自此，翰林院的功能定位發生了些許改變：首先，接手丞相的行政工作，分擔皇帝的工作壓力；其次，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供皇帝驅使，加強了皇權；再次，作為官方編史、修史機構，掌握全國輿論的重要話語權。

而從選舉設官等方面看，大明的翰林院制度較唐、宋、元等朝更為完善，可以說是集歷代之成。大明翰林官的選拔與科舉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尤其庶吉士制度的創立，保證了翰林官的素質。在明初，由于翰林官主要通過舉薦和征召的途徑選任，因而素質不一，甚至魚龍混雜。洪武十八年，庶吉士制度正式設立，使翰林院制度與科舉制度形成了緊密的聯系，最終形成了“非進士不入翰林”的局面。

庶吉士制度又稱館選制度，簡單來說就是朝廷通過科舉考試選取優秀人才成為庶吉士，并對其進行專門培養。也就是說，被選為庶吉士就意味著取得了成為翰林官的預備資格，再經過三年“以朝臣為師、以經史詩賦為課”的學習培養后，便可參加“散館”考試，成績優秀者即被授予翰林官之職。

有明一朝，先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庶吉士，再通過學習、考察成為翰林官，這是人才進入翰林院的唯一途徑，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入閣為輔臣的重要途徑。

然而，這一使翰林們引以為傲的制度似乎遭遇到了一點小小的挑戰——有一人年僅八歲、黃口小兒，身無功名、妄稱儒童，竟然堂而皇之的成了翰林之官。

昨日消息傳來，翰林院頗受震動，繼而議論紛紛，導致幾位出身翰林的講官回到院中，幾乎被人當做內奸給罵死。

除了同知經筵事的申時行本官是禮部右侍郎、講官顧養謙本官是工部郎中之外，剩下的陳經邦、沈鯉、許國、張位、陳于陛五人，因為本官就在翰林院，實在避無可避，被一眾翰林官堵門“拜訪”。

幾位翰林出身的講官們再三解釋說高務實那個官兒只是在翰林院掛名，實際上即非常設，也無品級，勸大家不要過于激動。又紛紛拿高務實那《龍文鞭影》來說事，力證自己幾人絕非毫無風骨地附和皇帝，確實是因為高務實“其年齒雖幼，才堪一用”。好說歹說，總算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為何區區一個太子伴讀、假侍讀學士，竟然會惹得這些清貴文臣們如此激憤？其實說到底，根源還是翰林官的定位問題：清貴！

明初，仿元制，翰林院被稱為翰林國史院，秩正三品。雖然后來經過改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相似，其正官，包括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其屬官，包括侍讀、侍講各二人，正六品。其史官，包括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另外便是庶吉士，沒有品級，也沒有定員。

大明的翰林院品級的確不高，低于前代翰林院或者同類機構，但是由于其靠近權力中心，是專屬于皇帝的重要的中央秘書機構，直接為皇帝提供服務，因而備受皇帝重視。其與內閣之間，是非常有聯系的。

以上這些，可以說是“貴”。那還有“清”呢？

翰林院直接受命于皇帝，承擔備皇帝咨詢、修書撰史、起草詔書、為皇室成員侍讀、擔任科舉考官等職責。學士負責撰寫、詳正文書，考議制度等，同時備天子顧問；侍讀、侍講負責為皇室成員講讀經史；修撰、編修、檢討等負責撰修實錄、玉牒、史志諸書等。

除此之外，翰林院的職責還包括掌管科舉事務、教習庶吉士、組織重大典禮、稽查理藩院檔案等等。凡此種種，理論上都是些名義很大，但油水很少的差事，因此而“清”。

眾所周知，大明的官員俸祿在歷朝歷代中倒數第一，本來這“頭把交椅”應該是清代，但自雍正后實行了京官雙俸祿制度，外官養廉銀制度，官員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提升。而大明的京官是出了名的窮，要不是有地方上的冰敬、炭敬等孝敬，京官們單靠自己的俸祿甚至養不活一家人，而其中翰林官更是窮官中的戰斗機。

翰林之所以最窮，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其實并不是一個行政機構，手上沒有權力，只能靠點工資度日。大明的翰林院嚴格意義上來說都不能算是一個正式的衙門，說它是一個培訓機構似乎更為確切，翰林們實際上是大明帝國的后備人才——高層后備人才。

但是窮是暫時的，翰林這個身份蘊含著無窮的潛力。因為，翰林院是有明一朝科舉精英薈萃之地。明初時，翰林官皆由皇帝特簡或舉薦，洪武年間，翰林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途選入的，到了景泰年間，翰林院中非進士出身的還有十之四五，而自那以后，則逐漸被科甲進士所壟斷。

此后，想要進入翰林院就只有兩種情況：一是殿試中的一甲前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三人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編修等官；二是館選，也就是從二甲、三甲進士中選文學優等即及善書者為庶吉士，當然前提是要經過考試，即“朝考”。考試錄取者進入翰林院學習三年，優秀者留翰林院。

翰林官平時的工作雖然“清”，可一旦升遷就會有常人不具備的優勢。比如，大明官制中就有規定，南北兩京的禮部尚書、侍郎，吏部的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六部尚書由翰林出身者，則兼翰林學士，侍郎則兼侍讀、侍講學士。

另外，輔導太子為職的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的官員，無論何品必帶翰林官銜：詹事、少詹事帶學士銜，春坊大學士不常設，庶子、諭德、中允、贊善、洗馬，則帶講、讀學士銜。也就是說，這些輔佐太子的官員，將來新君即位，便可成為新朝重要成員。

還有，主管國家教育的國子監也與翰林有密切的關系。盡管國子監也是個是清水衙門，可它擔負的是國家教育大計，因此明代官制中規定，國子監最高長官祭酒及司業非翰林出身不能遷轉。

按照高務實的理解，明朝的翰林官不僅作為侍從機構影響著方方面面，而且擔負著為國家重要部門輸送人才的任務。如果說國子監是育才、儲才之所，那么翰林院就是養官、儲官之地。

說到這里，讀者諸君就一定明白了，翰林們在翰林學習的三年期間，那是名副其實的窮，可為何進士們哪怕擠破腦袋都想往翰林院中擠？道理很簡單，因為畢業之后，他們的就業前景遠遠高于一般的進士。

一個進士如果被外放為七品知縣，那么就意味著他要一級一級地慢慢升遷，而庶吉士一旦畢業，就有可能一年幾遷，而且將來還有很大機會入閣，成為國之輔臣。

最后還有一個說不定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翰林出身的官員死后還有一項極大的殊榮：他們可以以“文”為謚，譬如文臣的最高謚號“文正”——你不是翰林出身，那就想也別想，這也是很多進士想法設法也要成為翰林的目的之一。

正是因為習慣了這種“清貴”，翰林官們哪怕窮得喝風拉煙，心理優越感都是很強的，對于一個“不夠格”的“同僚”，當然也就格外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