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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如龍獻出所占的八縣(新興、昆陽、晉寧、呈貢、嵩明、羅次、易門、富民)。清廷發表馬如龍為一名總兵；次年，升他為署理云南提督。

有了總督劉岳昭在上統率，岑毓英、馬如龍二人對杜文秀的廝斗，就慢慢地占了優勢。

岑毓英最初由廣西來云南，只帶了一千名粵勇。他認為必須編練滇勇，才能解決杜文秀。編練到同治七年，有了六萬名左右。他向清廷報告，云南原有的綠營，照規定應有三萬七千多人，事實上“所存不及十一”，而且“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他準備盡量抽選滇勇，補足綠營的兵額。剩下的，成立純滇勇的部隊四十營(約兩萬多人)，分作兩班隨同綠營作戰。

經費方面，他估計單單軍米一項每年就需要二十萬石以上。綠營的官兵薪餉，每年在六十五萬至七十萬兩之間。滇勇的薪餉，不在此數之內。他建議就全省的田賦，按畝酌加百分之一二十，稱為“厘谷”，與雷以誠、曾國藩所創行的“厘金”精神相同，雖則厘金的對象是商貨，不是田賦。此外，他希望別省照舊撥給云南“協餉”，能增加到每月六萬兩更好。浙江、廣東、江西三省的協餉，不妨改由距離較近的四川、湖南等省代撥，于這兩省應解京城的“京餉”中扣除。這些建議，均被清廷采納。岑毓英又認為，對杜文秀作戰的戰略，應該有所確定，先肅清迤東及迤南，然后再全力對付大理府所在的迤西。這戰略，總督劉岳昭也很贊成。

在種種方面，岑毓英均很像是一個小規模的曾國藩。杜文秀的能力與品格比洪秀全高，所苦的是局促于多山的迤西，又未能取得全省回民有始有終的合作，更不曾爭取得多數漢民的擁護。他沒有把反清與仇漢的兩個目標劃分清楚。倘若完全反清，而斷然割舍若干純以仇漢為目的的徒眾，則他的成就可能在洪秀全之上。

他割據一方有十八年之久；于喪失迤東、迤西以后，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守不住大理，服毒自殺。他的三個兒子均死于清軍之手。一個女兒其后流落在上海，遭遇極苦。他的余部，死守迤西的其他城塞，守到同治十二年的年底，全被消滅。

《細說清朝》一○七、東干

陜西、甘肅兩省的回教同胞，俗稱“東干”，與新疆的所謂“纏回”頗有分別。“纏回”二字，是清朝人慣用的名詞，到民國初年還有人用。它含義籠統，兼帶輕蔑，反映清朝官吏對邊胞情形的無知與自大。

“東干”一詞的來源，尚待考定。陜甘兩省的回胞，在種族上并非維吾爾人或阿拉伯人，雖則帶有些微的維、阿兩族的成份。其中的極大多數，本是“隨教”的漢人或其子孫。因此，在語言上也沒有不同于其他漢人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在宗教方面以及與宗教有關的飲食、服裝而已。

在唐朝的文件與書籍上，維吾爾人被稱為“回紇”或“回鶻”，其后衍為“回回”。回紇人初來內地之時，所信的并非回教；他們的老家也并非今日的新疆，而是外蒙古的色楞格河流域。

到了唐朝末年(公元九世紀中葉)，回紇帝國瓦解，一部分回紇人遷徙到新疆吐魯番，另一部分人遷徙到甘肅的河西走廊。遷徙到吐魯番一帶的稱為“高昌回紇”，因為那里有過一個高昌國；遷徙到河西走廊的稱為“沙州回紇”，因為那里有過一個“沙州”。

高昌回紇在宋朝的時候，接受由波斯、阿富汗傳進來的伊斯蘭教，一轉面傳授給沙州回紇，再轉而傳授到甘肅、陜西、以及寧夏，與沿著大驛道直至內地各省的不少漢人。

阿拉伯人以傳教士與商人的身份而來的也有，雖則不多。(在唐、宋兩朝來華的阿拉伯人，多數由海路而來，定居于泉州、廣州。)

清朝時候的滿族，忘記不了自己是征服者，對漢族始終未能掩藏其優越感，對回族以及信仰回教的東干，更免不了有許多引起反感的態度與措施。更不幸的是，與東干雜居而不愿“隨教”的若干漢人，也常常有意無意地作出令東干憎恨的事情來。尤其不幸的是，東干本身一方面有堅強的宗教組織，一方面在這堅強組織的內部發生了所謂“新教”與“舊教”之爭。

清廷的一貫政策是維持舊教，摧抑新教。在乾隆年間如此，在咸豐、同治之時也是如此。于是新教徒只有一條路可走：反清。

反清，本不一定要仇漢。事實上，東干在順治年間曾經于志士丁國棟及米喇印的領導之下，支持過明朝的延長王朱識瑏。在同治元年，太平天國扶王陳得才率兵進入陜南之時，也曾經獲得某些東干的援助。

但是，這一年四月，在陜中的渭南縣卻突發了任五的事變。任五到過云南，參加了杜文秀的反清革命。這時候回到陜西，利用幾百名曾經隨同河南巡撫嚴樹聲在河南作戰而被遣散的“回勇”，占領渭南縣城，屠殺漢人。然后，渡過渭河，圍攻同州(大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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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