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爸爸又帶我回上海，他正積極籌備《時與潮》在上海、北平、沈陽復刊。他料想不到的是，在勝利的欣喜中大家各自離開重慶，抱著今后有全國發行的宏偉遠景，誰知輝煌的歲月竟一去不返。

在火車上，我告訴他張大飛追思禮拜的奇遇，父女相對嗟嘆不已。

爸爸說，自從郭松齡兵諫失敗之后來到南方，幸能在中央有說話力量，負責組織地下抗日工作，使淪陷滿洲國的百姓不忘祖國。當年招考青年入黃埔、讀中山中學，即是為了培植復國力量。如今十五年，許多當年由東北出來從軍，像張大飛這樣以身殉國連尸骨都不能還鄉的，盼望我父能早日回去，設法撫恤他們的家人。蘇俄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才對日宣戰，十三天后，日本關東軍接受盟國波茨坦宣言，在哈爾濱向蘇俄投降，蘇俄俘虜滿洲國皇帝溥儀，并將日軍五十九萬四千人全部俘走，宣稱“滿洲部解放”。勝利后一整年，搶拆境內工業設備運往俄國，將重要地區、港口、軍事設備交給中國共軍，幫助他們與中央軍對抗。今后東北的局勢相當艱困，抗戰中的犧牲尚未必能換來家鄉的安寧和幸福，對殉國者遺族何日才能照顧？

火車上這一席話。是父親第一次把我當大人看待，與我長談。直到他在臺灣去世，我們一生中有許多對人生、對時局值得回憶的長談。

回到上海，我仍住在俞家，那似乎是我與俞家的約定。我雖只走了三天，但南京之行給我的沖擊使我重見上海的心情和十天前初來時不同。那虛張聲勢的繁華令我不安，知道自己是融不進去的局外人。希望帶我見識上海的俞君，仍是那個舉著火把從白塔街窗下高歌走過的他，是那在河堤上有說不完“外面的故事”的他，但是他已漸漸走回他原來的朋友圈子，走回他生長的城市。走在繁華的街上，我竟常常想念重慶，想念三江匯合處的樂山。

大約一星期以后，爸爸給我買到運輸物資的軍機票（戰后復員，允許公務人員和大學生搭乘），讓我去北平與剛由重慶回去的母親、妹妹團聚。上海郊外那座臨時軍用機場只有幾間鐵皮平房。除了條跑道之外，四周長滿了半人高的蘆葦。俞君送我到門口，看我跟著全副武裝的士兵進入停機坪。螺旋槳的飛機起飛前滑行時，我由小窗往外看。看見他穿著卡其褲的兩條長腿在蘆葦中跑著，向飛機揮手，漸漸消失在視野之外。

這架小型的運輸機在駕駛艙后面裝了兩排靠墻的鋁板，八個座位，上面有帆布帶把人栓穩，后半艙裝貨。飛行一段時期，我仍在恍神狀態，想著在蘆葦中跑著的人，

但是也知道鄰座的人一直在看我，終于，他說話了。

他說，“小姐，你的安全帶沒有栓緊。”我看看那帆布帶的環子已經拉到最后一格，仍然有些松動，只好歉然地說，“大約我體重只有四十多公斤，不合軍機座位標準吧。”他居然大笑起來，連機艙的人都回頭看我。他又道歉又安慰我，飛機還末過黃河，他已查清楚我的姓和學歷，他給了我一張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收到的名片，上面的頭銜是“東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參謀”。他說大學畢業時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參軍的，我說我是東北人。他立刻問，“齊世英先生是令尊吧?”我大吃一驚說，“你怎么知道?”他說，“我雖然是廣東人，但跟著梁華盛將軍派駐東北。勝利不久，令尊代表中央回鄉宣慰同胞，報紙上有顯著報導，他自滿洲國時期即組織領導地下抗日工作，大名鼎鼎，我當然知道。姓齊的人不多，能拿到這軍機票的更不多。”

飛機到北平機場降落的時候，他堅持用他的吉普車送我到東城大羊宜賓胡同。我母親看我從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裝的漂亮軍官對她立正敬禮，大概差點昏倒（以前她常常昏倒）。她花了好幾天時間也沒有想明白，像我那樣勉強長大，瘦干巴巴的女兒，怎么會有人從四川帶到上海，從上海坐飛機下來還有人堅持送我找到家?

北平的“家”從來沒有給我家的感覺，不僅因為我只住了兩個暑假，而是那種沉郁的氣氛。我母親由重慶直接乘民航機回到北平，有兩個重要的目的，第一個是和爸爸盡早安葬浮厝在廟里的祖母，第二個是去安排今后如何照顧兩位姑姑。

大姑父石志洪，原是鐵嶺縣世家子，是富有、英俊的知識分子，夫妻一同到日本留學回國，因我父親而參加了地下抗日工作，捐了很多錢。二姑父張釀濤原來已是工作同志。蘆溝橋事變后不得不離開北平，留下大姑姑帶五個小孩，二姑帶兩個小孩，八年中極為艱困，還侍奉我祖母至逝世。兩位姑父到四川不久竟然相繼病死，我父親對兩位妹妹有極深的虧欠感。先到北平租了一個足夠三家人住的大院子，雇了一位做家務的劉媽，看門的李老頭，和爸爸的司機李鑫。我回到北平第二天就換回了四川的布旗袍，適應北平城的沉郁格調和我自己的心情。

在那個時代，北平和上海真是天南地北，一封信往返需十天。南北分離之初，俞君差不多每天都有信來，說不盡的想念。他的姐姐收到我的謝函，也立刻有信來。說她弟弟在我走后那幾天，連上樓梯的力氣都沒有了。他給我那十歲的小妹寄了幾本英文的精美童話。正好爸爸由上海、哥哥由沈陽同時回到北平，我們去照了唯一的全家合照。我和小妹合照主張小的，心想是專門寄給他的。不久，他說在上海發電廠找到工作了。每天到郊區的真如上班。漸漸地，他每天晚上寫些長長短短的工作環境的信息，寫他丟參加的parties和朋友，開始生活在一個我完全不知道的上海了。而我生活在一個他完全無法想象的大家庭里。很少有獨處的天地。我們在北平那大宅院，隨著東北戰況的惡化，漸漸變成了親戚、朋友、地下工作同志們出山海關的一個投靠站，一批又一批狼狽的逃難者，無數凄搶的故事。我們的信漸漸缺少共同的話題，不同的生長背景，不同的關懷，對未來有不同的期待。我們終于明白，也許傾三江之水也無法將我融入他在上海的生活。我不能割掉我父母的大關懷。

九月中旬我去漢口，回學校注冊上學，漸漸信也寫得少，甚至不再寫了。我去漢口前已把他所有的信包好，放在讀交通大學的南開好友程克詠處。十一月間，我托她幫我送還給俞君，寫一短簡說今后路途將不同。就此別過，寄上祝福。

四年級的那一年，我的心也渙散了。三個月的暑假中，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多到我年輕的心幾乎無法承受的程度。三個月內，我從長江頭到長江尾，又回溯了一半長江航程，在中國的三大火爐——重慶、南京、武漢。之中經驗了我生命中最早的真正悲歡離合。常常似到了一種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真幻之界。自幼崇拜的英雄已天人永隔。留下永久卻單純的懷念。這乘著歌聲的翅膀來臨的人，在現實中我們找不到美好的共駐之處。我常在歌聲中想念他，當年歌聲漸漸隨著歲月遠去，接下來的現實生活中已無歌聲。中年后我認真聽古典音樂，只有在心靈遙遠的一隅，有時會想起那林中空地的鳥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