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朱棣不在乎這些。

在朱棣看來，這些建文朝遺留下來的官員，隔一個宰一個，剩下的肯定也有不少說過他壞話，視他為弒君篡位的逆賊的。

而且姜星火如果打算繼續借著京察的尾巴來革新吏治，那么對于朱棣來說也是好事，殺一殺這些洪武-建文舊臣，再換上來一些自己人，又不用自己出面，何樂而不為呢？

“那國師以為，經過這番京察，發現廟堂上的風氣積弊是什么呢？”

“人有痼疾，醫生要望聞問切找出病因，才能以砭石醫之，轉贏弱為健碩，廟堂有疾病，自然也是這個道理，姜某看來，吏治不行的風氣，主要在于八弊。”

“其一，執法不公。”

“自通變之說興，而轉移之計得，欲有所為，則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為奸，欲有所避，則匿情于法之內，而反借法以求解。愛之者，罪雖大，而強為之一辭；惡之者，罪雖微而深探其意。詎為張湯輕重其心，實有州犁高下之手。”

“其二，貪贓枉法。”

“名節者，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壞者也。自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喪。名之所在，則陽用其名而陰違其實，甚則名與實兼違；利之所在，則陰用其實而陽違其名，甚則實與名兼用之。進身者以賄為禮，鬻官者以貨準才。”

“其三，繁文縟節其四，嫁禍爭妒.其五，推諉誤事.其六，黨伐掣肘.其七，因循塞責.其八，浮言議論。議論多則成功少，而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謂非也。甲之所否，乙之所謂可也。事應立，而忽奪其成；謀未施，而已泄其計。蒼黃翻覆，叢雜紛紜，談者各飾其非，而聽者不勝其眩。”

這八點，可謂是辦公室政治的精華所在，所謂半部《首相》治天下，用的也是這些招數。

第一階段，我們宣稱什么事都沒有發生。

第二階段，我們說也許有事發生但我們不該采取行動。

第三階段，說也許我們應該采取行動，但是我們什么都做不了。

第四階段，也許當初我們能做點什么，但現在已經太遲了。

但這一切都是有代價的。

姚廣孝補充道：“人之受病有形，則可循方而理，若本就是個病入膏肓之人，卻偏偏起居如常，那才叫積之甚久、受之甚深，這才是為什么吏治是變法深入后的頭等大事的原因，經濟造血容易，可吏治肅清風氣卻難不過醫者有抉腸滌胃之方，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術，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

朱棣點點頭，姜星火說的肯定是有道理的，吏治風氣這種事情，說嚴重也不嚴重，拖著也死不了，但你要說不嚴重，那也不對，這里面最大的危險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風氣以后，整個朝廷都對此麻木而毫無知覺，這才是最可怕的。

但好在，現在一切都有可為。

“國師的‘剔蠢厘奸之術’，不妨說說吧。”

指出問題誰都會，最關鍵的是怎么解決問題，而朱棣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指出問題的人。

姜星火并沒有什么好猶豫的，在他前世的嘉隆萬大改革時期，怎么解決明朝吏治問題，高拱、張居正等人，早就給出了一套成熟的、系統的方案，都是對癥下藥的好東西，只需要結合明初具體的時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來就用。

“革新吏治，頭等大事就是多執行而少非議。”

“天下大事，謀可在于眾，而斷在于獨。漢臣申公曾云：‘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便是這個道理。”

“吏治的問題就在于議論的太多而執行的太少，便如考成法、京察，即便陛下力主，依舊意見橫出、讒言紛飛，難尋其源頭，也讓聽者不勝其眩，議論紛紛，如何成功？”

“欲成一事，審慎對待務求停當后果斷行之即可，何必讓眾人擾攘？如昔年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為之動搖。”

“欲用一人，須慎之于始，務求相應，則信而任之即可。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為之動。”

朱棣哈哈大笑，哪還不知道姜星火肯定是主持京察這段日子也不勝其擾，那雪片般的彈劾就飛到桌前，任誰不頭大呢？

但讓群臣少嗶嗶這種事情，便是朱棣，也很難下得了決斷。

不讓文臣說話，自宋朝以來，就不太行了。

文臣士大夫們，那都是哪怕火化了都能剩下一個嘴還在硬著的，你不讓人家說話，縫上？

完全不讓人說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不聽這些議論，朱棣能做到。

實際上管仲就曾經說過“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而不管是“不聽”還是“不許”，都是明主運用自己權力的體現，也是集權的措施。

而文臣士大夫們在廟堂斗爭中最有力的武器，也恰恰就是輿論，在所有流傳在廟堂的風言風語后面，往往都有著各種復雜的利益牽扯，所謂門戶之見便是如此了，這也是延續了多少年的問題，想要根治并無辦法，只能盡量免受其影響，也就是少扯沒用的，扯了我也不聽。

“醫治吏治八弊，除了多執行而少非議，其次便是整頓綱紀，嚴肅律令。”

“何謂綱紀？”

“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有了這張大網，才能籠罩整個天下官吏，讓官吏們都服從朝廷的法令，詩經有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綱紀就是國家的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否則整個國家都有傾頹之危險。”

姜星火嚴肅道：“主持京察這些日子，最大的感觸便是紀綱不肅、法度不行，從上到下，對事情都少了較真，全是得過且過、務為姑息，以模棱兩可謂之調停，以委屈遷就謂之善處，這樣一來，固然有了所謂的‘人情世故’，可對于綱紀來說，卻是極大破壞。”

“自宋以來，刑不上士大夫，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賤之人，而士大夫雖壞法干紀，而無人可莫之奈何。然而人情可順卻不可徇，法度宜嚴而不宜猛，想要革新吏治，就要‘少議論、多做事；少人情、多綱紀’，法度必須大于人情，希望陛下能夠張法紀以肅群工，刑賞予奪一概按國朝新修之法律，而不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于宸衷，而不使紛更于浮議。”

“換言之，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申。”

朱棣聽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

截止到目前，簡單的概括其實就兩句，少嗶嗶多干事，大家就少內耗；多按規矩辦事，就沒那么多人情世故。

而姜星火的對癥下藥的革新還在繼續。

想要整頓舊的風氣，那就要形成新的風氣，也就是革新。

舊的風氣是虛的，新的風氣也是虛的。

以“務虛”來對抗“虛”，以新的口號形成新的風氣來對抗舊的口號和舊的風氣，這就是一切事情的意義。

這幾句話不是廢話，而是精華。

很多官僚年輕的時候看不懂，直到多年以后的某個瞬間，才會幡然醒悟。

對于朝廷來說，做“實”事很重要，做“虛”事也很重要，有的時候甚至是“虛”指導“實”，而非“實”指導“虛”。

“一則少非議，二則振綱紀，三則重詔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