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3章辯手

姜星火看著負責協助秩序工作的錦衣衛遞上來的名單，稍稍陷入沉思。

明初理學宗師，能真正有青史留名地位的，無非便是宋濂、劉基、方孝孺、曹端，寥寥幾人而已，宋濂、劉基這兩位洪武時代的執牛耳者，如今早已成了絕唱，而建文時代的方孝孺，作為自己名義上的“師爺”，更是被噶的全部傳承都斷了，未來真正能引領永樂時代的曹端，現在還只是年輕一輩的宗師。

至于再往后，在明代思想界起到承上啟下作用的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理學宗師，現在要么沒出生，要么才十來歲至于三原學派和崇仁學派這些名噪一時的學派，更是連影子都沒有。

所以，按名單來看，只要是有較大影響力的學派領袖，算是該來的是都來了。

看著自己被士林普遍歸類到了浙東學派嫡傳里，姜星火真的哭笑不得。

“有說的嗎？這是按浙東的永嘉、永康學派事功之學來劃分的嗎？”

姚廣孝揶揄地笑了笑，只道：“還真不是。”

傳統概念上的浙東學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學派，其實是大類的說法，古以錢塘江為界，分為“浙西”、“浙東”，后世的杭嘉湖地區古為“浙西”，而寧（甬）紹、臺溫、金麗衢地區均屬“浙東”地區。

南宋的時候，浙中呂祖謙的金華學派、陳亮的永康學派、浙南葉適的永嘉學派，統稱為浙東學派。

金華學派傳承到了汪與立這輩自不必說，而主張“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的永康、永嘉學派主要活躍于南宋，最終在宋元之際走向沒落不得不說，有楊氏三代人堅守門楣的關學這種學派，反倒是少數的、幸運的。

“這里面最重要的劃分方法，是黃溍-宋濂-方孝孺這一支的新浙東學，按傳承順序，到姜圣你這根獨苗苗上了。”

經過老和尚的解釋，姜星火方才明白了過來是什么意思。

到了明初，浙東學派的含義開始有所改變，金華學派退居其次，后來居上的是宋濂-方孝孺這一脈，也就是“新浙東學派”。

而宋濂“新浙東學派”這一脈，還要追溯到元代的“儒林四杰”之一的黃溍。

這是一個對明初思想界有著極其深遠影響的人物，但卻鮮少被人所知。

其人是浙江義烏人，出身雙井黃氏，是黃庭堅的親叔黃昉的九世孫，在元末思想界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充任過元廷的經筵官給元帝講課，并且擔任了知制誥負責撰寫皇帝詔令，還擔任過國子學博士，三度出任浙江等省的鄉試主考官，門生故吏遍布天下。

作為黃溍的得意門生，明代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曾經這樣記述人們爭先誦讀黃溍詩文的情景，“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于庭，力麾而不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而宋濂、王袆（《元史》總裁官之一）、傅爍、金涓、朱廉、傅藻，明初一大票足以稱為“大儒”、“儒宗”的儒者，都是黃溍的門生。

所以說，黃溍的“新浙東學派”的思想，才是明初正經的官學、顯學。

“新浙東學派”的宋濂、王袆等人，主要繼承的是黃溍推崇的朱熹理學，但宋濂在師承黃溍的同時，上接許衡、吳澄等人的思想路線，很強調心的作用，他以求我寸心、自我覺悟為為學首要任務，也就是“世人求圣人于人，求圣人之道于經，斯遠矣，我可圣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有點心學思想那個意思，但核心還是返諸己身那一套，屬于誠心正意的范疇。

方孝孺為什么在建文時代名聲這么大？除了他學問確實不一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宋濂親傳弟子，是“新浙東學派”，也就是大明最顯赫的學派的這一代掌門人。

不過作為宋濂的弟子，方孝孺的學術觀點跟宋濂還是有點差異的，方孝孺更強調“博文約禮、格物致知”，提倡篤行踐履，反對空談心性的“棄書語，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幸于一旦之悟”的頓悟流修習法門，方孝孺主張讀書窮理，反對自我覺悟而同宋濂異趣，這是經劉因、許謙等人的思想發展而來。

但總的說來，明初的理學家著重于博學廣識，考定文物制度，纂修前人著作及前代歷史，理論上建樹不大，思想特點都不是很明顯，哪怕是“新浙東學派”內部，也是一代掌門人一代思路。

可惜，兩年前“新浙東學派”因為方孝孺那句“誅我十族又如何”基本被噶了個一干二凈

姜星火以前聽過一個笑話，叫做“四個說相聲的對著罵街，把那倆熬死，活下來的就是老藝術家”。

這不巧了嗎？

頗有點地獄笑話的意味，現在“新浙東學派”活下來的只有一個人了

姜星火照了照衙門里的玻璃鏡子。

——“新浙東學派”字面意義上的唯一傳人·“舊浙東學派”永康、永嘉學派實學事功思想的集大成者。

就是你了，姜星火！

“心學、理學，都要來些人，嗯，這些人都很不錯。”

又看了看名單，再看看給自己的安排，姜星火越看越滿意。

其實這么安排是很自然的，在外界看來，姜星火如果拋去身上“謫仙人”的神秘色彩的話，在學術思想上，大體上是兼容理學、實學，以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為主，屬于正統的真正復興浙東永康、永嘉學派之人，說是實學宗主也不為過。

對于大明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而言，在學術水平上，姜星火的主要貢獻在于給理學的天理論（以矛盾解太極），格物論（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實踐方能出真知），工夫論（知行夾持，循環無端，以致良知）做出的決定性突破，這三塊理學大廈始終沒有填上的磚，被姜星火給填上了，補上了窟窿。

單從已知的學術貢獻來看，姜星火在整個學術界，就已經是穩穩坐三望一的頂級儒宗了。

而還有諸如在幕后提出心學新論、解答有命論與志氣說等等未發布的觀點，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哪怕是最傳統的程朱理學衛道士，也并沒有人質疑姜星火的學術水平，只是普遍對他的立場和觀點不太認同而已。

姜星火一手道德層面的實學，一手實踐層面的科學，一起構建了現在大明獨有的“新學”，雖然從整體的相對數量上來講還很弱小，但從絕對數量上來看，跟隨者已然是如過江之鯉，他本人在大明學術界的影響力自然也非同凡響。

而且這種影響力，還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

如果這次論戰獲勝，那么國子監的學風毫無疑問將會倒向姜星火想要的方向，也就是更加充滿革新與探索精神，成為整個大明思想的前沿陣地。

除了國子監，姜星火還直接控制著大明行政學校。

而一屆又一屆的科舉，隨著教材的改動，以及朝廷掌握著的實際命題控制權，只要變法派能獲得盡量多地區的鄉試主導權和盡可能多的殿試主導權，那么一屆又一屆的讀書人，自然會從程朱理學，開始轉向混雜了荀子“法后王”等思想以及“經世致用”的事功之學思想的新理學。

程朱理學作為大明的官學，既然大明朝廷能把它用三十年的時間扶持起來，自然也能對其進行改良和改造，說白了，儒學上千年來本來就是在不斷嬗變的，如何更好地適應統治者在不同時代的需要，才是儒學本身在嬗變過程中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而從衍圣公這一脈的歷史來看，顯然儒學是很有“適應性”的。

不過關于未來的教育和人才培養，以及學風轉變這些東西，顯然就都是后話了。

最關鍵的是，先把眼前這場仗打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