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人間美好的東西之人，才有福氣！蘇東坡能夠到處快樂滿足，就是因為他持這種幽默的看法。后來他被貶謫到中國本土之外的瓊崖海島，當地無醫無藥，他告訴朋友說：“每念京師無數人喪生于醫師之手，予頗自慶幸。”

蘇東坡自己善于做菜，也樂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頗為高興。根據記載，蘇東坡認為在黃州豬肉極賤，可惜“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他頗引為憾事。他告訴人一個燉豬肉的方法，極為簡單。就是用很少的水煮開之后，用文火燉上數小時，當然要放醬油。他做魚的方法，是今日中國人所熟知的。他先選一條鯉魚，用冷水洗，擦上點兒鹽，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鍋里，放幾根小蔥白，不用翻動，一直煎，半熟時，放幾片生姜，再澆上一點兒咸蘿卜汁和一點兒酒。快要好時，放上幾片橘子皮，乘熱端到桌上吃。

蘇東坡自己成立了一個救兒會，請心腸慈悲為人正直的鄰居讀書人古某擔任會長。救兒會向富人捐錢，請每年捐助十緡，多捐隨意，用此錢買米，買布，買棉被。古某掌管此錢，安國寺一個和尚當會計，主管賬目。這些人到各鄉村調查貧苦的孕婦，她們若應允養育嬰兒，則贈予金錢、食物、衣裳。蘇東坡說，如果一年能救一百個嬰兒，該是心頭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緡錢。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義。

雪堂的臺階下，有一小橋，橫跨一小溝而過，若非下雨，溝內常干涸。雪堂之東，有高柳樹一株，為當年所手植，再往東，有一小水井，中有冷泉，頗清冽，并無其他可取之處，只是詩人當年取水處而已。往東的低處，有稻田、麥田、一帶桑林菜圃，為一片長地，另有一片大果園。他在他處種有茶樹，是在鄰近友人處移來的。

但是對老朋友章惇，他的說法又不同。章惇現今官居參政諫議執事（副宰相），曾經寫信勸東坡改過自新。對這位朋友，東坡寫了一封非常貼切的回信，悔過之意，溢于言表。寫得再得體不過，簡直可以呈給天子龍目御覽了。其文如下：“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復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圣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真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也，豈有此理哉？……”隨后又敘述當時生活狀況：“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現寓僧舍，布衣蔬飲，隨僧一餐，差為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凜祿相絕，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余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在蘇東坡寫給朋友的兩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給至交李常的。因為李常曾寫詩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詩太感傷，蘇東坡不以為然，寫信回答他。信上說：“何乃耶？仆本以鐵石心腸待公。吾濟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生死之際，若見仆困窮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雖懷坎憬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一切付與造物。非兄仆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垢病也。”

蘇東坡家庭很幸福，在他的一首詩里，他說妻子很賢德。這句話的意思是他妻子并不像他好多朋友的妻子，或是過去歷史上好多名學者的妻子那樣凌虐丈夫。雖然長子邁這時也能寫詩，但幾個兒子并沒有什么才華。晉朝大詩人陶潛也以憂傷任命的心情寫過一首“責子詩”，說兒子好壞全是天命，自己何必多管，他說：“天意茍如此，且進杯中物。”蘇東坡說：“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敬通為東漢學者。蘇東坡這句詩自己加的注腳里說：“仆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慷慨大節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在控告蘇東坡案中，王鞏獲罪最重，現在流放在偏遠的西南，蘇東坡給他寫過幾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鞏受牽連，而受此苦難，至為難過，但接到王鞏的信，知道王鞏能于哲學中自求解脫。他回信中說：“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發，廁賓客之末也……”接著說起道家長生之術，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頗知養生，亦自覺薄有所得。見者皆言道貌與往日殊別。更相闊數年，索我間風之上矣。兼畫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詩筆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臨江軍書，久已收得。二書反復議論及處憂患者甚詳，既以解憂，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茍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誦此語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

黃州是長江邊上一個窮苦的小鎮，在漢口下面約六十里地。在等待家眷之時，蘇東坡暫時住在定惠院，這個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離江邊還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飯，午飯與晚飯后，總是在一棵山植樹下散步，關于這種情形，他寫了些極其可愛的詩。不久，身邊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熱誠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長江對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給他。在雨天，東坡睡到很遲才起床，快近黃昏時，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東山麓漫游，在廟宇、私人庭園、樹陰掩蔽的溪流等處，探勝尋幽。在別的日子，有時朋友來訪，則一同到長江兩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帶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區，鄉野風光如畫。南岸有攀山，聳立于湖溪交錯的平原上。

在元豐三年（一○八○）正月初一，蘇東坡已和長子邁離開京都，啟程前往幽居之地黃州，邁當時已經二十一歲。蘇東坡是走最近的陸路趕往的，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顧，隨后再去。貧窮的子由要帶著自己的一大家人——七女、三男、兩個女婿，再加上哥哥的眷屬，前往新任所高安，在九江南部數百里之遙。酒監的職位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只相當于官營的一個酒館經理而已。坐船走了幾個月，子由到了九江，把家眷留在那兒等候他，自己帶著哥哥的家眷和朝云，還有兩個孩子，順長江上行往東坡的處所去。東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黃州，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

與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內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個方向。誠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尋取到安靜，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確，而人生只是一種幻覺，人應當完全把社會棄置不顧，這樣人類就非滅絕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達到精神的空虛和無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擺脫個人的牽掛，而儒家是抱現實的思想，要對人類盡其職責義務，于是兩種思想之間便有沖突。所謂解脫一事，只不過是在獲得了精神上的和諧之后，使基層的人性附屬于高層的人性，聽其支配而已。一個人若能憑理性上的克己功夫獲得此種精神上的和諧，他就不須完全離開社會才能獲得解脫了。

有一段日子，久旱不雨，后來下了雨，蘇東坡和農人完全一樣快活而滿足，他寫詩道：

不過蘇東坡確是生活困難，他花錢有一個特別預算方法，這是他在給秦少游的信里說的：“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輩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初到黃，凜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省，日用不得百五十（等于美金一角五分）。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錢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以待賓客。此賈耘者（賈收）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余。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由臨皋蘇東坡可以望長江對岸武昌的山色之美。他有時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與漁樵為伍，消磨一日的時光。他往往被醉漢東推西搡或粗語相罵，“自喜漸不為人識。”有時過江去看同鄉好友王齊愈。每逢風狂雨暴，不能過江回家，便在王家住上數日。有時自己獨乘一小舟，一直到樊口的潘丙酒店，他發現那兒的村酒并不壞。那個地區產橘子、柿子、芋頭長到尺來長。因為江上運費低廉，一斗米才賣二十文。羊肉嘗起來，味美如同北方的牛肉。鹿肉甚賤，魚蟹幾乎不論錢買。旗亭酒監藏書甚多，以將書借人閱讀為樂事。太守家有上好廚師，常邀東坡到家宴飲。

蘇東坡如今是真正耕做的農夫，并不是地主。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詩里，他說：

他又發明了一種青菜湯，就叫做東坡湯。這根本是窮人吃的，他推薦給和尚吃。方法就是用兩層鍋，米飯在菜湯上蒸，同時飯菜全熟。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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