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十年的中國，存在兩個金融中心，一個是新近崛起的西北市，西北市的第八大道被國人稱為亞洲的華爾街，第八大道是中國的金融、證券交易中心。而另一個則是自上世紀中即成為亞洲金融中心的上海，這里同樣是南中國的金融、證券交易中心城市。在五年前，擁有大量租界的浦西經過一百五十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繁榮的著名大都市，享有 “十里洋場”、 “東方巴黎”之稱。而與之一江之隔的浦東卻依舊是一派荒涼，或許正是荒涼導致地價低廉，共和五年后，上海新興民族產業大都選擇在這里辦廠。

早在共和七年，上海市議會一些有識之士也曾醞釀、制定了一個 “大上海計劃”，包括在浦東建立一個大港區及在陸家嘴建設一個新市區等。最終計劃在共和八年，隨著國家的統一、稅收的降底，大環境的好轉，同時在愛國者不租洋人房等諸多因素的推動下，浦東開始大規模建設。此時的浦東盡管仍處于建設規劃期，但相比三年前，已經初顯大都市雛形，位于黃浦江邊的二十八層商業大廈更是成為浦東的代表，相比于對岸各國租界內的西方建筑，浦東更顯東方之韻味。

早晨，太陽普照大地，金色的陽光，澆灑在街頭和屋頂上，灑落在人們肩膀和脊背上，使人全身透著懶散的暖意。作為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李歷清更喜歡上海，喜歡上海的文化和冒險氛圍，比如它有全中國甚至整個亞洲最自由的新聞出版業、最自由的創作和創業環境、豐富多彩的電影和文化娛樂業，還有各國涌來的冒險家、間諜、文人、難民……總之李歷清認為上海更像紐約，既高雅又古樸，又有藏污納垢的角落，整個城市有陰有陽，亦中亦西，充滿奇幻色彩。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上海位于中國南方，是南中國的金融中心。這里商業銀行數量遠遠超過對銀行資本有嚴格限制的北方各省，盡管中國已經完全統一，但是地方上仍然保留著相當大的自治權，尤其是南方各省，各省地方立法對于金融的監管并不像北方那般嚴密。而作為銀行監管機構的中央儲備銀行，在上海可以發揮出更為重要地作用。

作為中央儲備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李歷清的辦公室寬敞而明亮，在上海商業大廈二十八層。在高樓上面俯瞰四方，擁擠不堪的市區別有一番景色，而附近精心規劃的公園和林蔭大道讓人心曠神怡。平常，在工作之余，李歷清喜歡站在窗前，眺望遠方，思考人生，忘卻煩惱。

李歷清今年不過三十歲，從大學畢業算起在金融業從業經歷也僅僅只有四年多，這個年齡出任中央儲備銀行分行經理的要職，坦率講，的確令人艷羨。其中當然有運氣的成分，但運氣更加垂青具備實力的人，李歷清正是實力和運氣的完美結合。金融界人士大都知道這個年青人曾在數年前制定過 “銀行聯幣政策”，華元擬定、銀行金融業監管等諸多影響到中國金融業的大事件，都有其參于，正因為如此才會被委于重任，出任央儲四分行中最為重要的上海分行經理。

面對巨大的壓力和責任，李歷清得心應手。作為央儲上海分行經理，李歷清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上海的金融市場。古人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說法，這種超然境界，是李歷清必須要做到的，但是今天，自從用密碼本譯出總行的絕密電報后，即便李歷清，也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如果消息傳開的話……”站在窗邊的李歷清思考密電中的情報，再也見不到春風得意，只有擔心。消息一旦傳來，對于國內金融業、實業界的影響恐怕將是空前的。

“德國已通過秘密渠道向協約國表示愿意展開停戰談判，從即日起從嚴控制金融業的投機行為，以減輕國內金融業損失，并盡量將危機轉嫁至外資銀行”。中國經濟的繁榮建立于歐戰的基礎上，對于嚴重依賴參戰國定單的實業界而言，和談對于實業和金融業的沖擊無疑是巨大的。

“該死的！為什么要和談？德國人也太沒骨氣了！”德國人在堅持了七年后，表示愿意通過談判解決戰爭問題，談判意味著這場你死我活的戰爭，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結束。協約國與同盟國展開談判的消息一經傳出，無疑會引起國內股市狂跌，參戰國定單對于實業界的重要性，即便是傻子也明白。

這時突然然響起的電話鈴打斷李歷清的思緒，把他從沈思中拖回現實。李歷清長嘆一口氣，然后拿起桌上的電話。 “餵，您好，我是李歷清。” “李經理，我是哈同。”電話中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是上海地產大亨哈同。 “哈老板，您好！”李歷清腦海里浮現出這位猶太地產大亨的形象，哈同是上海第一巨富，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兩側房產都屬于此人。

“今天下午愛儷園有一個茶會，不知道李經理是否有時間，屆時賞臉光臨寒舍。”哈定討好的問道，實業界的發展帶動金融證券市場的發達，即便是最冷靜的猶太人也會將大量資產投入到股票證券市場，哈同就是其中之一。幾年來，其在股市投資超過一億元，回報同樣頗豐。巴結他這位上海金融皇帝自然而然。 “哈老板有邀，歷清不勝榮幸！一定到，一定！”李歷清虛假的客套著。對于哈同，李歷清沒有任何好感。平常對于富商、大享的邀請，李歷清都盡量回避，酒無好酒，宴無好宴。

“是債，總是要還的。”掛下電話，李歷清興奮的念叨了一句，隨后將總行發來的密電和密電譯本的第96頁在托盤內燒掉，這是總行為防止機密外洩而制定的鐵律。站在辦公室內，直視對面租界，對面的十里洋場是上海繁榮的縮影，但同樣是國家的恥辱。 “沙遜、哈同”李歷清并不是軍人同樣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作為一個金融從業者，李歷清知道他們在上海的份量，同樣知道風光背后的骯臟。

1843年11月，根據《南京條約》上海成為向外商開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臺與英國領事劃定外灘英國租界的南北界限。隨后近八十年中大量中東塞法迪猶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們移民上海的動機就是要利用上海獨特的經濟環境，區位優勢和發展潛力，發財致富。

塞法迪猶太人大多以 “兩土”（ “煙土”鴉片貿易和 “土地”房地產經營）起家，后逐漸擴展到外貿、公共事業、金融業、制造業等領域，形成沙遜家族、哈同洋行、安諾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幾大著名的猶商集團。他們資本雄厚，網絡廣泛，在一定程度上對上海的經濟命脈和發展擁有一定的影響。

鴉片貿易是暴利生意，具有敏銳商業投機眼光的猶太商人自然不會放過，早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總部設在印度孟買的英籍猶商沙遜家族也參與其中，謀取暴利。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盡管《南京條約》并未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國勢力的掩護，通商口岸，特別是上海的鴉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遜家族于是在上海設立分行，作為從事在華鴉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鴉片作為 “洋藥”，在英國炮艦政策的護衛下，獲得了合法貿易地位。此禁一開，沙遜家族火速跟進，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鴉片70%的產量，一躍成為上海最大的鴉片商。

1885年，沙遜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設立 “洋藥公所”。據禁毒署統計，在 “洋藥公所”成立的20年內，成交鴉片萬箱，平均每年2萬箱。到20年前，有賬可查的屬于沙遜洋行的鴉片批發代銷商號，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積極經營鴉片貿易。根據中央禁毒公署估計，從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遜家族僅在上海賣鴉片的利潤即已達一億四千多萬海關兩，平均每年利潤接近200萬兩。而方才邀請自己的哈同盡管從事鴉片貿易時間短，但其規模遠超沙遜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展開全國禁毒前，鴉片貿易一直是上海猶太商人的主要經營項目，幾乎上海的每個塞法迪猶商，如亞伯拉罕家族、埃茲拉家族等都參與了鴉片貿易，而上海正是他們在華從事鴉片貿易的中心。而讓李歷清和大多數國人覺得可恨的是，毒害中國幾十年的猶商，利用治外法權躲過了共和八年后的全國禁毒，盡管租界當局迫于壓力同意查沒租界內留存鴉片、毒品并將其移交禁毒公署，然而這些猶商卻早已撈足，為他們三年來在房地產以及金融行業的大規模投資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猶商或許可以憑借治外法權保護，躲過禁毒公署特別法庭的處罰，但李歷清知道他們早已進入國家黑名單，一直以來都是各地商會打壓、政府稅務機構嚴查的對象。共和八年，猶商紛紛出巨資以投機方興未艾的浦東房產。但共和九年年末，國會通過《國民購地法案》，禁止外國公民、團體在華購地從事商業房產應用，通過法律的方式強行收回非國民于租界外購地，價格以購地價為基準，僅上海一地猶商損失即超過四億元，幾乎讓一些猶太家族瀕臨破產之境。

浦東開發后，大量國商退出租界，使得在租界內擁有大量房產的猶太家族損失慘重，隨后的《國民購地法案》同樣限制其在房地產上進一步擴展。另一方面，各地商會的擠壓、稅務機構的嚴查，而猶太商人更因歐戰失去貨物來源，使得其逐步撤出商品市場，進入另一個市場：金融市場。

建于西歷1904年的愛儷園，是上海最大、最豪華的私家花園，愛儷園園名由哈同夫婦名中各取一字組成，愛儷園是哈同夫婦長期居住的地方，也是上海社會名流和政界要人經常聚會的地方。對于占地達1711畝的 “上海大觀園”，李歷清并不陌生，自晉升為上海央儲經理后，李歷清每個月都會接到幾次邀請。李歷清駕車駛入愛儷園，哈同夫婦、沙遜夫婦已經站在門外迎候了。在上海即便是上海市長來此，恐怕二人也不會親自相迎，猶太人就是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