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第一夫人、兩個準夫人、兩位公子、兩位小姐，名下都有大量企業，企業大都是總理作為 “禮物”送給家人的。夫人名下有一家會計事務所，幾乎沒有任何業務，唯一工作就是為中國第一家庭理財。第一家庭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他們建立了十數家慈善基金會，每年用數億元去幫助窮人以及需要幫助者，但又有什么本質上的意義。

“呵呵！這個……”宋子文的指責讓司馬尷尬的笑笑，自己有多少錢？還真不知道。家里管帳的是婉云，自己的財富在過去二十年間如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過去為了扶持國內實業發展，通過金城銀行貸款以及貸款轉股份的方式擁有股份，自己名下的投資公司亦不斷向企業註資換取股份，最終在自己名下形成異常覆雜的財產網。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名下有多少企業，就像因大罷工聞名全國的淮南路礦公司，自己就不明不白的持有5.2%股份，而自己名下的金城銀行同樣持有淮南路礦公司股份。

“但這些年我只是象征性的每年拿一塊錢工資。”心里想，但司馬嘴上卻沒有說，無論如何辯白，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社會財富的確存在分布不公現象，自己就是明證。 “子文，你對此有什么看法？”他既然提到問題，肯定意有所指，絕不會像國會反對黨一樣，時不時借口自己名下的企業，打擊自己 “損公肥私”。

“劫富濟貧”宋子文直言不諱，司馬頗感興趣，劫富濟貧，有點意思。 “總理，我國個人所得稅征收源自共和三年北方政府制定的《所得稅條例》，但真正實施是共和九年后，當時征收個人所得稅原因是財政赤字增加，稅收減少，支出浩繁。個稅從共和十年起，即為中央稅收支柱，占稅收51%左右，所得稅支撐著中國，支撐國家完成工業化、打敗日本，成為了強國。”

宋子文提到所得稅時，司馬得意洋洋。推行個稅是自己第一個執政任期內除去國家統一、制定憲法、軍隊國家化外，最值得自豪的一項成就，自己一舉減免了農商業苛捐雜稅，讓四億農民和工商業者交口稱讚，農民甚至為自己立了長生牌坊。但在中央政府開支天文數字般增加的時候，減稅等于自殺，自己一方面減稅，一方面說服各地議員、代表，在制定憲法時，將所得稅征征收列入憲法，畢竟自己一直鼓吹所得稅為良稅。

“國會有權對任何來源的收入規定并征收所得稅，所得稅收入不按比例分配于各省，也不必考慮任何人口普查或統計。”這是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法律依據。從共和十年起，個人所得稅就支撐中央政府，使得中央政府面對稅種大幅減少、農業稅免征的情況，政府稅收只增不減。

但在中國征收個人所得稅不是一帆風順。共和十年開征所得稅時，因以家庭為征收單位，使其直接涉及到九千萬個家庭，除去識字率直接影響報稅之外，逃稅、避稅、抗稅在十五年前時有發生，尤其城市之中，拒絕申報所得稅的家庭比例曾達到25%，甚至更高。

最初幾年，法庭絕大多數案件，都是所得稅征收案件，很多人被判社區服務或判刑，對比鮮明的是，收入處于最下層的農民報稅非常自覺，他們潛意識中把交納所得稅，當成對政府免除農業稅和諸多苛捐雜稅的回報。直到下層民眾當年六月得到全額退稅，人們才明白，為什么政府稱所得稅為良稅，簡而言之，所得稅是撥富人毛，貼補窮人孩子上學、看病、養老。

而且所得稅對根治腐敗起到很好的作用，一直以來政府官員都要定期公布收入和納稅證明，總統、總理也不例外，讓公眾監督。由于收入和納稅同時公示，當公眾發現公務員的收入、納稅與其消費不相符時，即可舉報。有關部門立即調查，偷稅、收入來源不明都是犯法。

“公示”的警戒作用就像 “緊箍咒”一樣，時刻提醒公務員做任何事都有人民監督，要為自己的不規行為付出巨大成本、高昂代價。腐敗或許沒能得到根除，但卻因所得稅的征收得到懲治。

“總理，單就所得稅征收，就在中國形成了 “領薪就納稅”制度，更能增進公民意識。因為國家所有開支都與納稅人息息相關，納稅人有權知道自己的錢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時使政府工作人員知道，他們只是公民出資雇傭的員工。

最重要的是，個稅起到財富二次再分配作用，雖然對所有有收入的人征稅，但由于實行多稅級累進稅率，讓低收入者少納稅，高收入者多納稅，以此彌合第一次分配差距。由此可見，當年總理您在提出所得稅時，是具有高瞻遠矚的目光，并不僅僅是為了增加稅收，緩解財政壓力。”

宋子文不聲不響的吹捧了一下總理，馬屁是要有技巧的，總理臉上果不其然的流露出得意之色。盡管當時身在美國，但宋子文也知道，當年總理高呼：所得稅是良稅，所得稅是公民意識的顯現等種種美好言辭，說服議員和代表，最終讓他們腦子一熱，把個稅征收寫進了憲法，成為中央政府的稅收支柱。

“提高個稅！”宋子文的意圖呼之欲出，宋子文喝口茶，接著說， “盡管所得稅成為稅收支柱，但，總理，一直以來所得稅都沒有作為一項經濟宏觀調控政策來使用，我們應該制定以所得稅政策為主的稅收政策，才能將其作為國家調節宏觀經濟的備選工具之一，以供政府實施了 “補償性”財政政策。”

一系列財政專業詞匯，讓司馬暈頭轉向。當年開征所得稅，就是為了增稅，擴大中央政府稅收，至于作為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想都沒想過。但司馬隱約覺察宋子文的意圖，無非是增加富人所得稅額度，大幅增長稅收。中產階級尤其富人才是所得稅主要來源。劫富濟貧，就是要用所得稅搶劫富人，用富人的錢去緩解政府財政壓力，減少赤字。

“總理，曾有人如此描述稅收：稅收是戰爭機器的潤滑油、經濟覆蘇的強心劑、社會福利的搖錢樹、社會穩定的調琴師，我們必要充分發揮所得稅財富二次再分配作用，對富人，比如像總理你這樣的人征收重稅。

27%對于像你這樣的富豪，實在太少，您交納80%的所得稅都不過分，對您的生活品質也不會有任何影響，不是嗎？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提高富人從事慈善事業的熱情不是嗎？畢竟慈善捐款可以退稅，他們向學校、醫院捐贈一百萬，政府就可以少投資一百萬。”

宋子文說到讓總理交納80%所得稅時，語氣中帶著濃濃的調侃之意。面對總理的驚訝，宋子文更希望為總理專門制定95%個稅，這才是財富再分配。宋子文的調侃，讓司馬頗為無奈，地主家也沒余糧啊！

“我知道了，你是想搶劫我。” “當然，說到肥羊，中國有幾個比您更肥的，不搶您，天理何在！更準確的來說，只要是年收入超過二十萬的富豪，我就想搶他們。至于窮人家里的一兩百塊錢，我宋子文還不放在眼里。”無視總理的尷尬，宋子文依然調侃的回答。

司馬不得不承認，所得稅的確是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手段，社會保障法的實施也是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在國家養老保險中，高收入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只有20%左右，而低收入者的養老金替代率可以達到60%左右，最重要的是可以緩解政府赤字壓力。

“那么你認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調整多少才合理？” “以美國為例，羅斯福總統為實施：覆興經濟、救濟窮人、改革體制的新政，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由25%提高到81%，增幅為3.24%。我們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至少應該提高到80%。不過我個人看來，國會議員能接受的稅率最高55%，不過總理出面力爭的話，爭取到65%至67%，還是有可能的！”

宋子文期待的看著總理，沒有人愿意增稅，尤其是在經濟危機已經趨于消彌的時候，最佳的增稅時機已經渡過。司馬沈思半晌，65%吧！我相信他們會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