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中國人的記憶中，總是和這幾件大事聯系在一起――周恩來、朱德、**等革命偉人的相繼逝世，唐山大地震發生，中國宣布粉碎“四人幫”，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對于這一年里經歷了大悲大喜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期待著一個嶄新的開始。

因此，對于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恢復和調整成為“五五”計劃實施的主線。

“計劃趕不上變化”。“五五”計劃實施期間，跨越了由“特殊時期”至粉碎“四人幫”及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轉折，致使計劃的制定與實施亦隨之變化。其制定開始于1974年，沒有獨立的文本，包含在《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之中。此綱要直至1977年12月才被下發，“五五”時期縮水僅剩3年。

“五五”計劃大體上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1976年粉碎“四人幫”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經濟建設處于恢復發展時期。1978年前后的“新躍進”，使國民經濟結構失調、效益低下。

粉碎“四人幫”以后，由于沒有及時總結糾正“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上繼續推進冒進方針，不顧國情國力，強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來。

在工業上的“新躍進”則表現得更為激進。1977年4月至5月，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先后在大慶和北京舉行。華國鋒提出，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全國至少要有1／3的企業要辦成大慶式企業，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個大慶不行，要有十來個大慶。”1977年9月，他又召集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委負責人研究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問題，并且在會上批評國家計委提出的工業增長速度“太保守”，強調“要比原來的設想更快地實現現代化”。

第二階段，則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民經濟處于全面調整時期，“五五”計劃指標相應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1980年年底，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開始改善，生產和建設也取得較大發展。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正確路線，確定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歷史的偉大轉折，會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法、活動方法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由此而來的是開始于1979的經濟調整期，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調整任務，國民經濟才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

從“五五”計劃執行情況來看，1977年至1978年間社會總產值、工農業總產值、國民收入連續兩年大幅度增長，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產量恢復或者超過了歷史最好水平。但此時表現出明顯的冒進傾向，對經濟發展要求過急，規定的具體指標過高，使我國的經濟建設出現新失誤。十一屆三中全會使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新八字方針)，并從這一年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喇叭褲和鄧麗君的歌聲，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流行。如果說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是一場“聽覺的革命”，那么形狀頗有些怪異的喇叭褲就是一場“視覺的革命”。國門一點點打開，不同的觀念、思想開始激蕩。改革開放的歷史車輪不可逆轉。這一道道開放之初的生活沖擊波，不僅表達了人們對美妙生活的向往，也標志著我國各個方面的巨大轉折。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準國務院提出的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建立經濟特區。“特區經濟”這個詞，在此后十幾年里，以一種突飛猛進的姿態，向我們展示出市場經濟配置資源下的一種全新的增長和發展魅力。

“五五”計劃是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最后一個五年計劃。“五五”之后，中國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翻開了新的篇章。

1981年到1985年，“六五”計劃開始實施。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可不可以搞市場經濟，計劃與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對資源配置分別起什么樣的作用，對外開放是不是搞資本主義等事關社會主義基本性質的重大理論問題，社會上存在著極大爭論。“六五”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繼續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進一步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正是在這個5年里，中國經濟在調整、探索、發展中開始走向繁榮。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當時最為典型的改革事件。1982年“一號文件”最關鍵的一句話是：“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變動。”由此，包產到戶被正式確認為社會主義農業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沒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既發揮了集體統一經營的優越性，又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是適應我國農業特點和當前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種較好的經濟形式。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籌劃派官員參加關貿總協定部長級會議，也就是中國后來加入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國開始為期長達13年的入世談判，能否加入該組織一度成為中國是否能夠融入全球經濟大家庭的標志**件。這也是中國倡導對外開放的關鍵一步。

1984年10月4日，一份《關于改進計劃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的文件為商品經濟走上歷史舞臺開辟了道路。《規定》指出：要根據“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的精神，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擴大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范圍。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并頒布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把實行“對外開放”定為基本國策，第一次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商品經濟第一次寫進黨的決議。之后，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建起了當時全國最先進的專業市場。這個地方開始聚集來自四面八方的小攤販，在未來的歲月里，義烏幾乎成了小商品市場的代名詞。

“六五”計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個計劃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將社會發展事業第一次寫進了5年計劃里，強調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在那個5年里，教育、科技、文化、對外交流等方面都獲得了較大發展。

1981年年底，托福考試第一次在中國大陸舉行，無數中國學子將通過這個考試打開通向世界的大門，1985年，取消“自費出國留學資格審查”，留學大門大開。

1983年年底，中國的“銀河”大型機研制成功，運算速度達到1億次每秒。幾乎在同時，電子部計算機局召開會議，為一臺微型計算機的設計最后定型。中國第一臺具有商業價值的微機被命名為“長城100”。同樣在這一年，王永民的五筆字型研制成功，嚴援朝的dos編寫完畢。這兩項發明為計算機在國內的普及奠定了重要基礎。

1984年7月29日，許海峰連中10環，拿下了第23屆洛杉磯奧運會第一塊金牌，揭開了中國體育史新的一頁。從那屆奧運會開始，中國人的奧運夢變得不再遙遠，最終在2008年成功舉辦第29屆北京奧運會，創下獎牌榜和金牌榜第一的好成績。

“六五”時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最快的時期，它為“七五”時期和上世紀90年代的經濟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物質基礎。“六五”計劃規定的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技術改造、國內外貿易、教育科學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務和指標，絕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額完成。科技、教育、文化事業重新出現了繁榮興旺的局面；對外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打開了新局面，人民生活得到顯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