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開放的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內地、由一般加工工業到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總體開放格局。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江地區的開發開放，成為“八五”期間對外開放區域布局的一項重要舉措。中國對外開放的縣市超過ll00個，興辦了一大批經濟開發區和l3個保稅區。

“八五”期間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對外貿易總額累計達l0145億美元，比“七五”翻了一番，年均增長%，高于“六五”的%和“七五”的%。年出口額已突破1000億元，占世界商品貿易的比重從“七五”的%增加到3%。1995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居世界第十一位；國家外匯儲備已達到736億美元，比“七五”末期的111億美元增加倍。

“八五”期間，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達1578元，扣除物價因素，年均增長分別為%和%，大大高于“七五”的%和%。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累計達67275億元，扣除物價因素，年均增長%，大大高于“七五”時期%的水平。1995年底，城鄉居民儲蓄余額接近3萬億元，比“七五”末期增加兩萬多億元。

“八五“”期間，城鄉新建住房面積43億平方米，到1994年末，農村人均居住面積達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平方米。

“八五”期間全社會勞動者總數約增加5000萬人，其中城鎮勞動力增加3740萬人。貧困人口由80年代末的8500萬人減少到6500萬人。

“八五”期間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抑制，人口自然增長率由l990年的‰降到l995年的‰。廣播和電視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和%，比1990年提高4和5個百分點。

1995年9月28日，**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建議》。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第一個中長期計劃，是一個跨世紀的發展規劃。

1996～2000年是我國執行第九個五年計劃時期。“九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斗目標確定為：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2000年，在中國人口將比1980年增長3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斗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6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李鵬總理代表國務院在會上作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的報告》。該報告提出了今后15年的奮斗目標和指導方針。

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十四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李鵬在會上作關于《建議》的說明。《建議》提出，“九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斗目標是：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到2000年在我國人口將比1980年增長三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0年的主要奮斗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議》提出：實現奮斗目標的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27日，江總書記在全會召集人會議上講話，強調：“我們的高級干部，首先是省委書記、省長和部長，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定要講政治。我這里所說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在政治問題上，一定要頭腦清醒。”28日，江總書記在全會閉幕時講話，強調要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并且系統闡述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第一、二、三產業的關系；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系；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系；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的關系；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個人的關系；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全會決定增補張萬年、遲浩田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九五”期間，中國經濟環境所面臨的復雜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在當時被美國《時代》周刊比喻成“飛向太陽的鳥，但翅膀已被烤焦”。

1997年，始發于泰國的亞洲金融危機，使我國外貿出口增幅從前一年的20%猛跌至%，利用外資額跌至20年來最低點；在國內，產能過剩、有效需求不足又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到1998年上半年，市場上已經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企業家們都在忙著大打價格戰，大商場也尋找一切理由打折。就連世都百貨——北京城當時富人扎堆的地方，有時商品居然也打到1折。就是這樣，消費者還是不為所動。

事實上，在1997年，關于“軟著陸”后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已經頗有爭議。這年年初，一個名叫劉慧勇的人曾上書**，建議應當注意通貨緊縮。但這種觀點在當時并未成為主流認識。

到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已相當明朗，并與一系列國內問題疊加，使經濟受阻。2月，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時任副總理的**發言表明，決策層不僅注意到了內需不足的存在，還下決心戰而勝之。

當年8月2日，**第一次明確提出“擴大內需”的構想。國務院隨后增發1000億元財政債券，重點用于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時采取了降低存貸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稅率等在內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與普通民眾生活休戚相關的教育、醫療和住房三項，也從1998年開始了全面的市場化改革，和之后開始的黃金周等措施一起，發揮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而從1999年開始的聲勢浩大的高校擴招，則與1998年年底呈交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緊密相關。這封由經濟學者湯敏和他的夫人左小蕾共同撰寫的信建議，在3年至4年內使中國高校的招生量擴大一倍。他們估算，擴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1000億元左右的消費需求，同時可使每年一至兩百萬新增的勞動力延遲進入市場，緩解當前的就業壓力。

這封信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重視，并很快有了回應。次年，有關部門擬定計劃，招生人數比前一年增加20%多，幾個月后又增至47%。

增加投資、刺激消費，對于拉動經濟增長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這年年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米勒來到北京，與朱杌總理進行了長談。**幽默地請米勒教授轉告《時代》周刊，“我的翅膀還在”。

%1997年年末，全國下崗職工人數為1200萬人左右，比1996年增加300多萬人。就業狀況的惡化使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勢開始減緩，1997年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處于9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

5年間，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平均增長%，大大高于世界平均%的增長速度。

2000年，全國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人口覆蓋率達到85%，比1995年的%明顯提高。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初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