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個搖滾樂團一同表演，還去看歌劇。我想感受各種事物的欲望愈來愈強烈，在經濟能力能夠負擔的范圍內，盡可能去所有想去的地方體驗各種事物。我墜入情網，打算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

1989年8月，那年我二十五歲，母親被診斷出患了卵巢癌，我完美無缺的世界開始破碎。如果她沒有生病，我的人生將會完全不一樣吧?我一直這樣想。如果故事發展不那么戲劇化，也許我的一生雖伴隨著憂郁的個性，但不至于崩潰；也許我會晚些年才崩潰，發展成為中年危機；也許，我還是一樣會崩潰。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滿情緒化的階段是前兆期，那接下來的第二個階段就是觸發期。大部分嚴重的憂郁癥之前，都有輕微的憂郁前兆，而這前兆絕大多數都難以解釋，也不會被注意到。當然，即使是許多從未罹患憂郁癥的人，回顧他們的人生經驗，也總能找到被定義為前兆的生活片斷，這些前兆之所以被遺忘，只是因為后來的病癥并沒有成形。

我不想詳述每件事情的發展，因為對那些已經了解這種消耗性病癥的人來說，這已經很清楚了；而對不了解的人來說，怎樣解釋對他們來說也許都是費解，就像對二十五歲時的我一樣。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事情糟透了。1991年，母親去世，當時她五十八歲，我傷心欲絕。盡管我流淚，感到巨大的悲傷，盡管我長久以來一直倚賴的人離我而去，但其實母親過世后那段時間，我的狀況還算可以。我很傷心，但還沒有到瘋狂的程度。

那年夏天，我開始接受心理分析。在進行之前，一位女分析師向我保證，不論發生什么事，她都會繼續為我分析，直到完成為止，除非她得了重病。那時她已經快七十歲。我同意了。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偶爾讓我想起母親。與她每天的會面，讓我能夠克制自己的傷痛。1992年初，我和一位美麗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戀，我們在一起的時光非常美好，不過她又是個極度挑剔的人。我們之間盡管多半時間都相處融洽，但關系仍然不穩定。1992年秋她懷孕了，但后來她把小孩拿掉了，那讓我有種突如其來的失落感。第二年，在我三十歲生日的前一個星期，我們協議分手，雙方都很痛苦。我生命里的齒輪又少了一個。

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師告訴我她要退休了，因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頓的家和紐約之間，長距離奔波令她備感辛苦。雖然我也意識到這一點，也想過是否要結束心理分析，但當她告訴我這個消息時，我竟然無法抑制地痛哭出聲，整整哭了一個小時。我并不是一個經常哭的人，自從母親過世之后我幾乎沒有那樣哭過。我覺得遭到了徹底的背叛，我感到孤單到了極點。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們還是一起進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

那時，我向她抱怨自己對生活失去了感覺，對所有的人際關系都感到麻木。我不在乎愛，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也不在乎朋友。我寫作的速度開始下降，直至停頓。“我什么也不知道，”畫家杰哈德·李希特有一次這么寫道：“我什么也不會做。我一無所知，毫無辦法，什么也不會。然而這個悲劇并沒有讓我感到特別不快樂。”我也一樣，我發現所有的強烈情緒都沒有了，除了糾纏不休的焦慮感。我以往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人，還因為這樣，時常惹出一堆麻煩，但那種沖動似乎完全消散了。我不再渴望身體與心靈親密的交流，街上的人們，哪怕是我認識、我愛的人，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興趣；即使在聲色場所里，我也常常神游天外，想著還有什么東西沒買或者還有什么工作沒完成。我只是把一項項娛樂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我每次參加派對，都試著讓自己玩得高興點，但結果都失敗；我看到朋友，試著投入地和他們玩耍，也毫無所獲；我買了夢寐已久的昂貴商品，但卻沒有任何滿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些從未做過的極端事情，好喚起我的本能沖動，但也沒有效果。對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現，我并不感到特別驚慌，但也沒有任何樂趣可言。我的分析師和我討論這種情況后得出結論：我得了憂郁癥。就在我慢慢感覺到和外界愈來愈脫節的同時，我們試著找出問題的根源。我開始抱怨電話答錄機里的留言叫我喘不過氣來，我把那些朋友來的電話看成是很嚴重的負擔。我還變得害怕開車。每當晚上開車時，我就看不見路，眼睛變得特別干澀，老是覺得自己偏離車道，就要開到路邊上去了，或是即將撞上另一輛車。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突然發覺自己手腳突然失控，不知道怎么開車，在一陣錯愕中將車子停靠到路邊，嚇得一身冷汗。周末的時候，為了避免開車，我只能呆在城里。分析師和我回顧焦慮產生的過程。原來，我和女友分手時，我正處于憂郁開始的階段，而我也明白，那段關系的結束可能是后來患上憂郁癥的導火線。

我患病的前后

我一直想找出癥結，不斷回想憂郁初期發生的種種事情：從失戀、從母親開始臥病在床的那兩年、從更早的一段失敗的感情、從青春期，甚至從出生開始。就這樣，我覺得自己無時無刻、每件經歷都是憂郁癥的前兆，其實我所患的只是精神官能型憂郁癥（癥狀是焦慮和悲傷而非瘋狂）。那時我的問題還在可以掌握的范圍內，似乎是以往受到傷害的延續，某種程度上，對許多健康的人而言這也都偶有發生。憂郁癥像一棵大樹一樣慢慢成長和浮現。

當我的第一本小說在英國出版，雖然佳評如潮，但我卻覺得索然無味。我越來越厭倦身邊的事物。我讀到那些贊揚的文字，卻全無喜悅可言。之后，我回到紐約家中，更加為社交應酬所苦，甚至連交談也一樣困難。一切都好像比以前更加吃力，連地鐵都變得難以忍受。當時我的分析師還沒有退休，她說我是輕度憂郁。我們在一起討論很久，感覺很像在為一頭野獸命名，以便能夠馴服它。她說我認識的人太多，應酬過多，我想自己應該休息一下。

就在那時，我的腎結石突然病發，以前也曾發生過一次。我打電話給醫生，他答應通知醫院，好讓我到急診室后馬上可以獲得治療。但是當我到了醫院后，那里似乎沒有任何準備。腎結石的疼痛是難以忍受的，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鐘都是痛苦的煎熬，那種感覺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樞神經浸泡到硫酸液里去，一層一層最終腐蝕到那些神經的最里面。我幾次向護士求助，但沒有人理我。我站在紐約醫院急診室小隔間里，越來越難以忍受，他們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劑嗎啡，疼痛終于緩和。不過很快又再度復發：在醫院里進進出出了五天，插了四次導尿管，嗎啡的劑量也用到最大，每四個小時還注射鹽酸配西汀（perthidine，demerol)，還加上了止痛藥。后來醫生說我的腎結石并不明顯，無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術。動手術當然行得通，但是很痛，而且也許有危險。我原先不想告訴父親，他正在緬因州度假，但當時我需要親人的幫助，因為之前我母親也在這家醫院治療，他對這里的一切都很熟，也許能幫我做些安排。不過他似乎并不擔心，“腎結石，那會排出來的，你不會有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他說。那段時間，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時。我當時正在寫一篇很長的文章，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狀態下和編輯交流。我覺得就快要喪失最后的理智了，“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話，”我對一位朋友說：“我就要把自己給殺了。”我以前從沒說過這種話。

出院時，我非常害怕。疼痛和止痛藥，把我的心理狀態搞得一塌糊涂。我覺得結石還在我體內，而且隨時可能復發。我害怕一個人獨處，回到公寓后，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那些日子我到處流浪，從一個朋友家搬到另一個朋友家。白天他們幾乎都得上班，而我就留在他們的住處，不上街，小心翼翼地不敢離開電話太遠。我服用預防性止痛藥，但情緒卻更加惡化，甚至有點瘋狂。我對父親感到憤怒，那是不理智、任性而且惡劣的憤怒。我斥責他對我漠不關心，他向我道歉，并試著解釋他只是想安慰我，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癥。他還說，他覺得我在電話中聽來頗為鎮定。我變得歇斯底里，至今我都還覺得那時的情緒簡直是莫名其妙。我拒絕跟他說話，也不告訴他我去了哪里。有時，我打電話給他，在他的答錄機里留言，開頭通常都是：“我恨你，真希望你死掉。”我靠安眠藥度過每個夜晚。后來有一次輕微復發，又回到醫院，其實并不嚴重，但是我卻被嚇得半死。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候真是瘋了。

一個夏天的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參加朋友的婚禮。我本來打算不去，但后來得知舉行婚禮的地方附近有家醫院，才決定還是去參加。星期五晚上，在晚餐之后的舞會上，我見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學里認識但不是很熟的朋友。我們開心地交談著，當時我感覺到我的情緒竟是幾年來最放松的時刻，我感覺自己克服了問題，一時間容光煥發，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也沒有再去想以后會不會遭遇什么不好的事。那時我的情緒就是這樣很荒謬地大起大落。

參加完婚禮，我的情緒又陷入了低谷，工作狀況也愈來愈差。我取消了到英國參加另一場婚禮的計劃，雖然之前一年我多次前往英國，也沒產生什么嚴重的困擾，但總感覺這趟旅程會超出我能掌控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