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面對困難的生活智慧，對我而言變成并非必要的品質，倘若她活久一點，對她而言也是不必要的。回想起來，我感到錐心刺痛。我時常想，她會如何面對我的憂郁癥狀，她能夠洞察原因嗎？然而她的死，卻是引發我崩潰的部分原因，我的疑惑無從得解。總是等到某個人死去之后，才知道要問他什么。盡管如此，母親在我心里，卻一直是悲傷的回憶。

我停藥了，而且很快。這很愚蠢，但我堅決地不想再服藥了。我想也許我能再度尋找到自己。不過這不是個好主意。首先，我以前從未體會過贊安諾這種藥的副作用：我睡不好，時時刻刻感到焦慮和不安定，好像自己前一晚喝了幾加侖廉價的法國干邑白蘭地。我眼睛刺痛，胃部翻攪，這也許是停了克憂果之后的癥狀。晚上，還未真正入睡時，恐怖的夢魘便緊緊纏繞著我，醒來時心跳劇烈。精神科醫生一再告誡我，準備停藥時，應該慢慢來，并遵循他的建議，但我的決心來得突然，而且我害怕失去它。

我感覺自己在逐漸恢復，但是這一整年如此糟糕，對我造成了深刻的影響，雖然現在又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時我也知道仍然無法重新開始。這并不是失去理智，而像一種恐懼；我受夠了我的生命，而且要想辦法在盡量不對身邊的人造成傷害的情況下來結束它。我需要一些我自己認為重要的東西，并表達出來，好讓每個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絕望。我得表現出清楚明白的病痛，而不是那些無形的。我總覺得我的特殊舉動是非常個人的，并且和神經官能癥有關，那種想要急切擺脫自我而做出的舉動，其實是典型的焦躁型憂郁癥。我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生病，那才可能得到人們認可。后來我才知道，這種希望患上看得見的疾病的想法，在憂郁癥者中很常見。它的形式包括自殘，使自己的生理狀況和心理狀況相同。我知道自殺會對家庭造成巨大的傷害，為朋友帶來悲傷，但我以為他們都能理解：我別無選擇。

我的病癥轉變為焦躁型憂郁癥。我感到焦慮，一種極度恐怖，還充斥著憎恨、痛苦、罪惡和自厭。我一生中從未感覺這么無常。我極度易怒，批評每一個人，至少和六個人斷絕交往，其中一個還曾是我覺得會愛上的人。電話中要是有人說了一句我不愛聽的話，我很容易就砰地一聲掛掉。我很難睡著，睡眠質量很差，因為心思總圍著過去覺得不公平的小事轉，現在那些事情似乎全都變得無可原諒。我無法專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通常夏天我愛讀書，但那個夏天我連一本雜志都沒辦法閱讀。每天晚上睡不著時，我就開始洗衣服，好讓自己忙碌和分心。要是被蚊子叮咬，我會抓到流血，然后再剝開傷口的痂皮；雖然沒有割傷自己，但身上到處都有傷口和抓痕。當時的情形和當初造成我崩潰的那種麻木、毫無欲望的癥狀非常不同，然而我仍然還是深陷在同樣的痛苦中。

史丹的故事

面對自身極端不正常的表現，卻堅持自己的邏輯和信念，這對于身患憂郁癥的人來說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在這本書里的每個案例皆如此。然而，每個人心目中對正常的看法卻都不一樣：正常也許是比怪異更私密、更主觀的概念。比爾·史丹，我認識的一位出版商，他來自充滿憂郁和創傷的家庭。他的父親出生于德國一個猶太家庭，1938年初以商務簽證離開巴伐利亞。他的祖父母在水晶之夜（指1938年9月9日全德反猶太暴動，在兩天內，超過一千座猶太教堂被燒，七千家猶太商店被毀，九十六人被殺，猶太墓地、醫院、學校、住所都遭到毀壞，這是納粹帝國以駐法的德國使館人員被十七歲猶太青年暗殺為借口，所采取的迫害行動——譯者注）被抓到住所外，1938年11月，他們雖然沒有被逮捕，但卻看著自己的親友鄰居被送到達考（昔日納粹集中營）。納粹德國時期，猶太人所受的創傷是恐怖至極的，比爾的祖母在水晶之夜后的六個禮拜中逐漸崩潰，最后終于在圣誕節前自殺，她自殺后一個星期，他們收到了祖父母的出境簽證，然而卻只有他祖父一人獨自離開。

比爾的父母1939年在斯德哥爾摩結婚，來美國定居之前住在巴西，他父親一向拒絕談歷史。“在德國的那個時期，”比爾回憶：“根本不存在。”在那個不真實的夢幻泡影里，他們生活在繁榮郊區里的一條引人注目的街上。也許和長期不愿意面對往事有關系，比爾的父親在五十七歲時經歷了嚴重的憂郁癥，記憶不斷地衰退，直到三十多年后過世為止。他的憂郁癥爆發遵循著相同的模式，而這很可能也會在他兒子身上看到。他第一次崩潰發生在兒子五歲的時候，之后周期性地復發，那特殊的憂郁癥狀從比爾六年級一直持續到比爾高中畢業為止。比爾的母親出生在較優越且有權勢的德國猶太家庭，1919年移居斯德哥爾摩。她個性剛烈，曾對一位對她無禮的納粹軍官揮動巴掌：“我是瑞典公民，”她告訴他：“我不接受你這種態度。”

比爾九歲的時候，經歷了漫長的憂郁過程。大約有兩年的時間，他害怕得不敢睡覺，父母睡覺時，他飽受精神折磨。這種憂郁的感受消失了幾年后，憂郁癥在他上大學時復發。1974年，也就是他大學一年級下學期那段時間，憂郁變得無法掌控。他回憶：“我就是受不了那壓力，我到大學部的保健中心去，他們給了我煩寧這種鎮靜劑。”

到了夏天，焦慮并沒有減輕。“通常非常憂郁時，我會腹瀉。我記得那年夏天狀況特別嚴重，我害怕上二年級，無法面對考試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回到學校繼續選修課程，頭一年還拿了全a，不過我真的認為是有人弄錯了。當我知道并沒有弄錯時，真是亢奮極了，那把我從憂郁中解救出來。”如果崩潰是某些誘因所導致的，那么當然也有誘因扭轉它，比爾就是這樣。“隔天我就恢復正常了，在學校的情況也沒有真正再變糟過。然而，我熱切的渴望卻也沒有了。如果你那時候告訴我，我此刻會做什么，會和哪些人共事，我會非常驚訝。因為我毫無企圖心。”雖然比爾接受了他的命運，還是非常認命地讀書。他繼續拿全a。“我不知道為什么心煩，”他說：“我不想上法律系或什么的，只是覺得好成績讓我有安全感，讓我相信自己還是有用的。”畢業后，比爾到紐約州北部一所中學任教。那是一場災難，因為他管不住一個班級的學生，因而只教了一年。“我失敗了，瘦了一大圈，又罹患憂郁癥。后來一個朋友的父親說能幫我找份工作，我想做點事，于是接受了。”

比爾·史丹是個安靜的人，非常聰明并且自律甚嚴。他的過度謙卑反而成了缺點。比爾受憂郁復發之苦，每次都差不多六個月左右，多少跟季節有關，四月份通常是最糟的時候。最嚴重的一次是在1986年，當時他工作上遇到巨大變化，又失去一位好友，而且他正打算停止剛服用一個月、卻讓他上癮的贊安諾。“我賣了公寓，”比爾說：“我丟了工作，我失去了大部分朋友。我無法單獨一個人留在家里。我應該搬出已經賣掉的舊公寓，到這棟新裝修好的公寓來，但我就是無法完成。我瞬間崩潰，焦慮把我瓦解。早上三、四點就被一陣陣強烈的恐慌感驚醒，那緊張的程度讓我覺得還不如從窗戶跳出去，那樣或許還舒服點。和別人在一起時，總覺得自己會因為壓力而昏過去。三個月前，我還好端端地到澳洲去，而現在，世界已離我而去。真正來襲的時候我正在新奧爾良，我發現我得回家，但是卻上不了飛機。人們欺騙我，我像只草原上負傷的動物。”他完全崩潰了。“當你真的很糟的時候，一副精神分裂的緊張模樣，就好像受到驚嚇一樣，這使你舉止怪異。我的記憶力短暫喪失，后來還更糟，無法控制地腹瀉，甚至會失禁。活在恐怖的夢魘里，無法離開公寓半步，而這又是更深的重創。最后，我只得搬回父母家。”回家之后，日子并沒有改善。比爾的爸爸受不了兒子疾病的壓力。比爾只好搬到姐姐家，最后是一個學生時期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住了七個星期。“真是太可怕了，”他說：“當時，我想這輩子這心理疾病大概跟定我了。這段復發期持續了一年多。似乎順著它走要比和它搏斗來得好。我想你得放下它，并了解這個世界將來會是不一樣的，也許不會像你以前所認為的那樣。”

史丹的故事

他幾次到了醫院門口，但沒有進去掛號。最后，1986年9月，他到紐約的圣西奈醫院，并要求進行電擊治療。電擊治療法曾經幫助過他的父親，卻幫不了他：“那真是我所能想象的，最沒有人性的地方，你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過日子，卻不讓你帶自己的刮胡刀具或指甲剪。要你穿著睡衣褲，要你在四點半吃晚餐。他們跟你講話的態度像在審問，就好像你除了憂郁以外還有智障問題。看到其他病人得住在裝有軟壁的房間里。你的房間里不能有電話，因為你可能用電話線把自己勒死，而且他們控制你和外界的聯系。這不像一般的住院，而是剝奪了你物質和精神的全部權力。我不認為這是適合憂郁癥者的地方，除非是那些已經完全無助，或是已到了窮途末路的有自殺傾向的人。”

電擊治療的程序是很嚇人的。“為病人治療的是一位醫生，他看起來就像科學怪人赫爾曼·明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