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好像有重物壓在腳上，有人扯我的手臂。我覺得自己回不了家，因為路上的樹太多了，沒辦法閃開，所以只好轉頭向醫院開去。”接下來的幾年，他試遍了書上所有的藥物療法，一點用都沒有。“在醫院里，我真的曾試著要掐死自己。”最后他接受電氣痙攣療法，病情有改善，但造成短暫的癲狂，他回憶當時：“我產生幻覺，攻擊其他病人，必須暫時進入靜閉室。”其后五年，只要憂郁一發作，法蘭克就接受強力的電氣痙攣療法（只施行一次，而不是連續多次施行），大約每六周一次。另外，他還服用鋰鹽、威博雋（抗郁劑）、勞拉西泮（三環類抗郁劑）、cytomel（甲狀腺激素）和synthroid（甲狀腺及副甲狀腺激素）。“電氣痙攣療法有用，但我不喜歡。這種療法很安全，醫生推薦采用，不過頭要接上一種電極，很恐怖。我討厭記憶喪失的問題，還有頭痛。我老是擔心他們會出差錯，或是我把一切都忘記了。我每天寫日記，好讓自己記得發生過的事情，否則，什么都想不起來。”

曾撰寫精神外科史的艾略特·華倫斯坦說：“人們依然把這種手術和精神控制聯想在一起，避之唯恐不及。”加州曾有一段時間禁用電氣痙攣療法，如今在神經外科仍屬非法。“精神外科要做的事很清楚，”華倫斯坦說：“治療對象中，約有七成（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人）至少還會有一些反應；約三成的人有明顯改善。這種方法只用在患有長期嚴重而且無法以藥物和電氣痙攣療法治療的精神病癥上，這類病人對身邊任何事情都無法應付，是嚴重失能的重病者，也就是那些最棘手的病例。它是不得已的手段。我們只是做一些輕微的手術，有時可能要重復做兩、三次，但我們比較喜歡采用歐洲的作法，立刻動大手術。我們發現，扣帶回切除術，不會對記憶或感知、思考功能造成永久的影響。”

我們第一次碰面的時候，法蘭克剛做完扣帶回切除術。手術過程是，冰凍局部的頭皮，醫生在頭骨前方鉆一個小洞，然后把一根電極棒伸進腦中，切除約八乘十八厘米的組織面積。手術過程中以鎮靜劑作局部麻醉，使用立體定位。這種手術現在只有少數幾個地方會做，最頂尖的是波士頓的麻省總醫院，為法蘭克動手術的是瑞絲·柯茲葛弗——美國精神外科的頂尖人物。

法蘭克的手術治療結合服用金菩薩（抗精神藥物），結果很成功。接下來的一年，他有些起伏，但沒有再入院過。在這段時間里，他寫信告訴我病情的進展，提到他可在朋友的婚禮中待一整晚。“以前，”他寫道，“我辦不到，因為害怕影響到自己不穩定的情緒。”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科學寫作研究所課程接受了他的入學申請。在惶恐不安的情形之下，他決定入學。當時他有位女朋友，與她有過快樂的時光。“我很驚訝，居然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在重重的難關中奮斗，但同時能得到友情與愛情，我真的很高興。女友是我希望的所在。”

他完成學業，找到了一個網絡公司的工作作為起步。他在2000年初寫信跟我提到圣誕節。“父親送我兩個禮物：一個是從新奇商品店買來的電動鐳射唱片整理架——這東西沒什么用處，是奢侈品，但父親以為我會很喜歡。打開這個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著的東西，我知道他是恭賀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滿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個禮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殺過世的。一看到這個禮物，我馬上掉下淚來。照片上的她很漂亮，側著臉，目光朝下。父親說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張黑白照片，放在淡藍色的襯底和銀色相框中。母親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因為從未見過祖母才傷心，我回答說：“她和我有一樣的病。”我現在又哭了——并不是因為悲痛——只是忍不住淚水。或許我本來會自殺，但沒有，因為身邊的人和事讓我撐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術。我還活著，感謝父母和醫生。我們活在一個美好的時代，雖然這個時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

第五章族群

女性罹患的幾率

每個人的憂郁癥都是獨一無二的。

憂郁癥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會帶來恐怖的孤獨，就算是被愛包圍的人也一樣——越擁擠越感到徹骨的孤獨。

環境、種族、性別、文化傳統、國別——共同決定了什么是可以說的，什么是不能說的。憂郁癥的迫切性、癥候群和治療之道，都是由我們身體生化系統之外的外在力量、個人身分、生長環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決定。

每個人的憂郁癥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基本原理一樣，但是細微表現卻各不相同。盡管如此，專家仍然喜歡將憂郁癥分類：雙極型與單極型、劇烈型與溫和型、外在創傷型與內在型、短暫型與痼疾型——各種分類目前仍在無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這對診斷和治療幫助并不大。醫學界有時依據生物學意義上的性別、年齡、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憂郁癥對象歸類，有時還根據社會學意義上的差異來分類。憂郁癥整體的問題，不能以整體的反應來回答，憂郁癥是依不同情況而變化的疾病，必須在其發生的環境之下來解釋。

由于種種生理化學與外在狀況的因素，女性得憂郁癥的幾率大概是男性的兩倍。患憂郁癥的兒童從青春期開始出現差別。許多憂郁癥是女性的專利——產后憂郁癥、經前憂郁癥和經期憂郁癥——還包括男性也會有的憂郁癥。動情激素和黃體素分泌量的變化顯然會影響心情，尤其是和下視丘與腦下垂體荷爾蒙系統交互作用的時候，但是這些內分泌的變化無法預測，對情緒的影響也不同。動情激素突然降低會造成憂郁，升高則會產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經前會覺得身體不適，有些人因發胖而覺得自己失去魅力，這些情緒都會激發憂郁的產生。與其他人相比，懷孕或剛生產的女性最不可能會自殺，但最容易得憂郁癥。大約有一成生育過的女性曾陷入嚴重的產后憂郁。剛當媽媽的女性很愛哭，時常會焦慮、易怒，并且對自己的小嬰兒漠不關心——有部分原因是生產耗竭了體內的動情激素，要好一陣子才能恢復。一般來說，癥狀過了幾星期就會減輕。大約三分之一剛生產完的媽媽會有較輕微的憂郁癥候群。生產是辛苦、疲憊的經驗，現在被歸類為產后憂郁癥的癥狀中，有一部分其實是完成任何異常艱辛的事情后都會有的輕微消沉情緒。女性在更年期也常會發生輕微的憂郁，由此可知，女性憂郁和內分泌有緊密的關聯——女性最嚴重的憂郁時期是適合懷孕的那幾年。有人認為，荷爾蒙會影響神經傳導物質，但不知道這樣的機制是在何處作用。而另一項普遍但模糊的說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這使得男性的復原力遠遠高過女性。女性庫存血清素累積較慢，因而較難走出憂郁。男性與女性的生理有差異，而男性與女性在社會上的力量和權力地位也有明顯的差別，女性比男性易得憂郁癥的部分原因是她們的權力常被剝奪。很明顯，受到沉重壓力的女性得到產后憂郁癥的機會特別高，若丈夫擔下大部分照顧小孩的責任，則患病率降低。研究憂郁癥的女性主義者比較傾向社會學的理論，不贊成生物學的看法，她們不喜歡暗示女人身體比男人弱。美國女性權威作家蘇珊·諾倫霍克薩瑪說：“把女人生殖生物學的某一個觀點當成是精神障礙的中心，是很危險的。”這種看法給女性憂郁癥的社會學研究摻雜了更多政治議題的成分。雖是極佳的議題，但這種說法在經驗、生物學或統計學上，卻未必正確。事實上，許多研究女性憂郁的理論，反而給她們尋求協助造成更多的阻礙。某些女性主義理論篡改科學上的事實以達到政治目的，加上許多藥學的理論忽視社會現實，使性別與憂郁癥變成難以解開的結。

最近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大學中，男性與女性憂郁癥者的比例相同。悲觀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有憂郁癥傾向的女性進不了大學。而較樂觀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比起其他社會環境，女性與男性在大學校園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學里的男性可能比社會上的年長男性更愿意承認自己有憂郁癥。在西方社會中，女性和男性憂郁癥者的比例變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間。這個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勢，使得她們更難保護自己。她們的體格較差，較容易成為強暴的受害者。她們外表老化時，較容易失去社會地位。她們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義者說，由于女性缺乏獨立自主的空間來發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價值全部用來經營成功的家庭，因而較容易得憂郁癥。還有人說，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間可發展自己，所以總是在維持工作與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發現，已婚的家庭主婦和已婚的職業婦女，憂郁癥罹患率幾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證明這兩種狀況下的壓力是一樣的。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哪種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較高的不止有憂郁癥，還包括恐慌癥和飲食障礙，而男性罹患率較高的有自閉癥、注意力缺陷和多動癥，以及酗酒。

英國心理學家喬治·布朗是心理學與社會學領域的大師，他曾提出一種說法，女性的憂郁與照顧小孩有關系，這個理論已得到其他學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