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瑟在1724年出版了《貝西斯達的天使》，是美國第一本關于憂郁癥的書。他在療法上著墨較多，很少提到恐怖的病因。“作為可憐的憂郁癥患者的朋友，你不能太快就對惱人的事感到厭煩，要耐心對待。對他們的煩惱和愚蠢一定要耐心忍受。我們是堅強的人，必須克服脆弱的缺點：以毅力、忍讓、寬宏的心同情他們，像對小孩一樣遷就他們，用和顏悅色，輕聲細語對待他們。他們說的話令人生氣，就像在刺痛你一樣，我們不可以以牙還牙：這時候不是他們在說話，而是他們的病在說話！他們的個性還是和以前一樣。”馬瑟提出的奇特療法混合了驅魔和生物學的方法：以開紫花的紫蘩蔞熬成藥汁，貫葉連翹的頂部，以及治療瘋狂的藥物，和相當令人懷疑的方法——“使用活燕子，切成兩段”；“剃光頭發，用蒸汽薰”和“四盎司褐色的糖漿，混以合適的溶劑，一天分兩次服一湯匙”。

羅斯于1794年出版了一本書，將強烈的情緒視為一種“增強或削弱生命與自然作用”的能力。他斷言，當“激烈情緒超出常態與限度時，就成了放縱，必須避免；不單是因為它會擾亂心靈的平靜，還會傷害體質”。他以清教徒的傳統，建議清心寡欲——減少強烈的情緒和性愛——是避免走極端的最佳良方。這種基督教的觀念在別的地方都已漸漸消失，在美國卻是十分普遍。即使到了十九世紀中，美國狂熱的宗教復興幾乎造成人們的心理疾病。美國是發生“狂熱厭食癥”最多的地方，這些患者相信自己不配享用上帝賜予的糧食（通常還有睡眠）而絕食，把自己餓到生病甚至死亡：他們被當時的人稱為“饑餓的完美主義者”。

如果理性時代是對憂郁癥特別惡劣的時代，那十八世紀末開始的浪漫時代到維多利亞思想全盛時期，則是對憂郁癥格外優遇的時代。這時候，憂郁不但被視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狀態，而且本身就可以洞察世界。這是一個痛苦的世界，上帝的本質是明顯的，但卻無法顯現具體精確的外貌；而工業的興起也首次孵育出現代主義的異化，把人和人所生產的物區分開來。康德認為崇高總是“伴隨著一點恐怖和憂郁”。在這個時代，絕對實證主義基本上被看得天真而非神圣。在過去，很久遠的過去，人與大自然無疑曾經十分親近，后來人類失去與土地的親密關系，也就失去了無法挽回的喜悅。這個時代的人并不隱諱對過去時光的悼念——不只是年老，不只是力衰，還包括人無法使時光停止流逝。這是個歌德寫出《浮士德》的時代，他曾說過對剎那的看法：“你真美好！停下來吧！”人類愿意為此出賣靈魂、萬劫不復。童年重現了天真與歡樂，童年流逝后，便步入陰暗、痛苦、墮落的成人世界。就像華茲華斯（十九世紀的英國詩人）說的：“我們詩人以開朗的年輕時代為始／但以消沉和瘋狂為終。”

濟慈寫道：“我相當渴望安逸的死亡”。——因為生命的實踐是極大的痛苦，令人無法忍受。他以不可承受生命無常的悲傷語氣寫了經典的《憂郁詠》和《希臘古甕詠》，這樣的悲傷使最值得珍視之物成為最令人哀傷的東西，所以歡樂與哀愁終究沒有差別。關于憂郁本身，他說：她看重美貌——那必將逝去的美貌：還有歡樂，曾在他唇上找到的歡樂，嘗試分離，快樂卻又痛苦不安，投向那蜜蜂啜飲著的毒藥：唉，在快樂的殿堂里，披上面紗的“愁”有她至尊的圣地。

所以雪萊也描繪了人生的無常、光陰的流逝、悲傷結束之后是另一次更大的悲傷：今日綻放的花朵明天就謝了；我們不愿放過的東西，來了又走。

……

當時光緩緩流過，你看到美好——在睡夢中醒來時只剩淚水。

意大利的利奧帕底也有同樣的情緒，他寫道：“命運留給我們的／除了死亡外別無他物。”這與在鄉間墓園思索著美麗沉郁的格雷所說的不同，而是最早的虛無主義，這種萬物皆空的想法，比較像圣經中的《傳道書》——“空的虛空；凡事皆虛空”，而不像《失樂園》。在德國，這種感覺有一個憂郁以外的名字：“悲觀主義”或是厭世。于是這種感覺變成了一個透視鏡，透過它看到其他感受。歌德，最偉大的悲觀主義代表人物，比其他文學家更多地描繪了這種憂郁本身狂暴、悲劇的特質。在《少年維特之煩惱》中，他敘述了永恒崇高的不可能性：“那段時間，我渴求快樂的無知，希望脫離這陌生的世界，我在這個世界，希望得到大量的精神食糧和喜悅，借此填飽和滿足我的求知欲，渴望得到奧妙的知識。如今我回到那廣大的世界——哦，我的朋友，我帶著失望和破滅的理想而歸……人都會在最需要力量的時候感到無力嗎？當人喜悅地高高飛起，或痛苦地向下沉淪，他都會停下來嗎？他都會再度回到枯燥、冰冷的清醒狀態嗎？或者，他會渴望迷失在無止境的充實里嗎？”在這里，憂郁就是真理。波特萊爾提出了“怨念”的說法，這個詞是隨著法國浪漫主義而產生的情緒。他筆下悲傷不幸的慘淡世界，所企圖達到超越憂郁的境界，不下于歌德所追求的崇高境界。

科學時代的來臨

沉重的天空低垂如蓋令人痛苦渴求光明遼闊的地平線隱而未現這暗沉的白天比黑夜還陰郁……

沒有鼓和其他樂器的靈車列隊緩緩走過我的靈魂：沉郁，悲傷，哀悼希望與惆悵，兇殘、無所不能，把黑色的旗幟插在我低垂的頭顱里。

除了詩這條線之外，另一條線是哲學，回到了康德浪漫的理性主義、伏爾泰的樂觀和笛卡爾思想中與憂郁有關的冷靜，還有《哈姆雷特》劇中角色的無力與無助感，甚至回到了“冥想宇宙”。黑格爾在十九世紀初期時送給我們一句話：“歷史不是滋養快樂的沃土，快樂在歷史上是一片空白。歷史上有幾段滿足的時期，但是滿足并不等于快樂。”這種否認文明是朝著追求快樂的方向發展的看法，開啟了現代犬儒主義的先河。我們現在看來平淡無奇，但在當時卻是消極的異端邪說——真相是，我們生下來就是受苦，痛苦將一直持續下去，而能夠了解苦難，在苦難之下好好過活的人，就是看透歷史之過去與未來的人。但是，陰沉的黑格爾卻又在其他著作中說，向苦難投降就是認輸。

在所有哲學家中，克爾凱郭爾是憂郁的模范生。他不受黑格爾致力于抗拒苦難的影響，克爾凱郭爾遵循所有的真理，最后得到不合邏輯的結論，但他絕不妥協。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因為他相信痛苦是誠實且客觀的東西。“我的悲傷是我的城堡，”他寫道：“在我最憂郁的時候，我愛生命，因為我愛憂郁。”看起來，克爾凱郭爾似乎認為快樂會令他衰弱。由于他無法愛身邊的人，所以轉而投向信仰，把信仰當成對某些事物的表達方式，而這些事物和超越苦難一樣遙遠。“我站在這里，”他寫道：“像個弓箭手，把弓拉到最滿，他得射中前方五步之遙的靶子。弓箭手說，我辦不到，但如果把靶子放在兩三百步外的地方，我就有辦法射中！”雖然以前的哲學家和詩人就已經談過憂郁的人，但克爾凱郭爾卻把所有人類都看成是憂郁的。他寫道：“罕見的不是陷入絕望的人，絕對不是他們，那些真正罕見的、極少見的，是從未陷入絕望的人。”

叔本華是比克爾凱郭爾更偉大的悲觀主義者，因為他根本不認為痛苦是崇高的事，此外，他也是諷刺作家和詩人，認為生活和歷史的延續比悲劇還荒謬。“生活是賠本生意，”他寫道：“我們就只是看看它，在這個世界，永遠吃不飽的人靠吞食他人維持生命，把自己的存在交到焦慮與欲望的手上，還時常要忍受可怖的折磨，直到死亡到來的那一天。”對叔本華來說，活著只是因為人的動物本能需要，動物本能“是最首要也最絕對的，是所有假設的假設”。對于亞里士多德在古代提出的天才是憂郁者的看法，他回應說，任何有智慧的人都會察覺到“自身悲慘的狀態”。叔本華和斯威夫特與伏爾泰一樣，相信工作——并不是因為工作會產生快樂，而是因為工作可轉移人對與生俱來的憂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個華美又舒適的天堂，”他寫道：“人類就會無聊至死或自殺。”即使是可以讓人脫離痛苦的身體愉悅，也不過是自然賦予的必要休閑娛樂，好讓種族可延續。“如果孩子是理性而生，那人類不就要滅亡了嗎？”

尼采是真正企圖把這些觀點帶回到疾病與洞察力之特定問題的人。“我曾問自己，是否以前哲學、道德與宗教的終極價值都不能與虛弱者、精神障礙者和神經衰弱者的價值相比擬：這幾種人，程度若是輕微，表現都差不多。古代的醫生，甚至是現在某些醫生認為健康與患病本質上沒什么不同。事實上，這兩種存在的形式差別只在程度：正常狀況的過度、失衡和不協調而導致異常狀態。”到了十九世紀，有精神問題和精神障礙的人，又變回了人。過去數百年，他們被當成動物看待，這時候變成中產階級特質的仿造者，不論他們愿不愿意如此。皮內爾是最早的精神障礙醫療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論文，提出“瘋狂的精神療法”的觀念，指出“大腦的解剖學和病理學仍然是未知的領域”，對他來說，這是唯一進步的方法。皮內爾設立了符合高標準的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