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手下最重要的員工“試著讓所有事都在他的保護之下，日日警惕，作一個慈愛的監護人，他絕不忘記從事真正慈善事業的原則。他會仔細注意全醫院的飲食，讓最挑剔的人也沒有抱怨或不滿的機會。他以嚴格的紀律管理內部人員，并對所有缺乏仁心、采取粗暴方式的醫療者施以嚴厲的處罰，那只是他們應盡的職責，任何粗暴行為都是有罪的。”

十九世紀的重要成就是建立讓精神障礙者住院接受照顧的療養院。開設這種療養院的圖克說：“照顧憂郁癥患者時，和他們談傷心之事是極不明智的行為。該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每種誘導精神的手段要從病人喜歡的事情下手，不能讓他陷入不愉快的思緒，”根據另一家療養院的院長的說法，這些療程（相對于上個世紀懲罰性的捆綁和奇怪的“馴服”技術）的效果——“憂郁癥患者，不再因渴求尋常的關懷而使病情加劇，不再有之前夸張的性格。”療養院如雨后春筍般一家家成立。在1807年的英國總人口中，每一萬人就有2.24人被診斷為精神障礙（嚴重憂郁癥也被歸為這一類）；在1844年，人數為12.66人，到1890年，人數到了29.63人。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精神障礙者人數為十九世紀初的十三倍，這現象一小部分可歸因為心理疾病增加，但事實上，在英國國會施行“精神障礙者法案”的十六年里（1845至1862年），被斷定為嚴重精神障礙者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原因一部分是人們不再害怕承認家人有精神病，一部分是精神正常的標準更加嚴格，另一部分是維多利亞時代工業主義造成的災難。同樣是還沒嚴重到要進瘋人院的憂郁癥患者，以前是安靜地躲在廚房里，如今得離開狄更斯筆下快樂的英式家庭，安置于看不到的地方，使他不會干擾社會的安寧。療養院提供治療的社群，但也切斷了可供他享有天倫之愛的人群。療養院的成長也與“治愈率”的提高有緊密的關系——如果某些人真的可借著呆在療養院而得到改善，那么，把任何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悲傷的人送到他該呆的地方，就成了一種義務。

科學時代的來臨

療養院的規范經過長時間的修改制訂。這個問題早在1807年就成為英國國會特別審查委員會的辯論題目。首次提出的“精神障礙者法案”，要求每個郡都要設置收容嚴重精神障礙者的療養院，其中包括嚴重的憂郁癥患者；1862年的“精神障礙者相關修正案”開啟了自愿入院的可能性，如此一來，有精神病癥狀的人經過醫師證明后，可以自行入院。這項條款顯示了療養院的長足進步——十八世紀時，要到極為瘋狂的地步才能進醫院。這個時期，有公家經營的郡立療養院，有私人經營的營利療養院，還有收容嚴重病患的注冊醫院（如1850年收容了四百多位病人的貝德蘭瘋人院），經費來自公款與私人捐助。

十九世紀是個歸類的時代。大家都在爭辯疾病的特性與范圍，每個人都在為以往只被視為憂郁癥的病癥重新歸類，再細分子類。偉大的分類與治療理論家一個接一個快速出現，每個人都把前輩的理論再做細微的修正，以大躍進的速度改進療法。貝道斯早在十九世紀的第一年就質疑：“到底該把發瘋歸為一類，還是細分到每個病例都自成一類。”

美國的拉許相信發瘋是長期持續的興奮狀態。這種狀況是外在影響所引起。“某些職業比其他人更容易瘋狂，詩人、畫家、雕刻家和藝術家大多有此傾向。他們要運用想象和熱情來創作，易引起瘋狂。”拉許的病人中，最嚴重的是妄想型憂郁癥。例如，其中一位病人是船長，他認為自己的肝里一定有只狼。還有一個人相信自己是植物，必須常常要澆水到身上，有個朋友帶點惡作劇地在他頭上小便，如此激怒他以產生治療效果。雖然拉許不像別的醫生一樣，對病人的同情提高到皮內爾的程度，但也不像他的前輩一樣對病人十分冷酷，他相信病人的心聲。“無論病人對自己病況的了解有多么離譜，那還是真的疾病。因此，治療者應該仔細聆聽他對自己癥狀與病因的無聊沉悶的陳述。”

在德國做研究的格利辛格回歸到希波克拉底和以往曾提出的看法，認為“精神障礙即為腦疾病”。雖然他無法驗明這些腦疾病的病源，但仍堅稱一定有原因，而且他認為把這個問題找出來才能治療、預防或是補救。他相信一種心理疾病會轉變成另外一種病——我們可稱之為雙診斷，為“單一精神病”的一部分——他認為所有精神障礙都只有一種來由，只要大腦一不穩定，什么問題都可能因之而生。這種原則促使我們接受了躁郁癥，了解搖擺于兩種極端狀態之間的病患只是一種病，而非兩種重病輪流發生。以他的研究為基礎，大腦解剖開始變得較為常見，尤其是自殺者的解剖特別多。格雷辛格也是第一個提出這種看法的人：某些心理疾病可治愈、某些心理疾病只能阻止其惡化。大多數療養院依據他的研究，開始為病人分類，把還有機會復原并回歸正常生活的人與較嚴重的病人區分開來，雖然真正的精神障礙者過的日子依然很糟，但其他病人的生活和正常人沒什么兩樣。對憂郁者的治療態度又像是對待一般人，以防他們失去獨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格雷辛格這條路線的研究開始攻城掠地，始于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社會道德規范的改變，某種程度上與大腦醫療模型的改變有關。

現代醫學理念下的憂郁癥

在格雷辛格的影響下，憂郁癥全面進入醫學領域。福柯在他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精神病史學中提到，憂郁癥與殖民主義有關系，是殖民統治者統治陰謀的一部分，也是掌握權力的資產階級對卑賤的下層階級建立的防線。他們把那些覺得日子難過到是種“病”的人歸為一類，借此將他們與社會區隔開來，統治階級可強加不人道的社會壓力和困境，還可防止下層社會中較無自制力者的反抗。如果工業革命的無產階級受到強大的壓迫，他們之中的那些瀕臨自殘的人應該從社會消失，免得其他人看到他們的慘況而起來革命。

福柯的確是博學多聞，但他造成的影響比他研究的人還瘋狂。憂郁的人不會引起革命，因為憂郁者根本起不了床和穿上鞋襪。我在志得意滿的時候比陷于憂郁的時候更有參加革命運動的力氣。真正的憂郁癥患者不會進了療養院才不被看到，他們從來不會被人看到，因為他們的重病切斷他們與其他人的接觸和情義。無產階級（當然，還有其他階級的人）對嚴重憂郁癥患者的一般反應是厭惡和不適。不曾受此病癥所苦的人不喜歡看到這些病患，因為這會使他們感到不安并引起焦慮。說病患是“被趕出”他們生活的環境是違背現實的，現實是生活環境排斥他們，向來都是能把他們趕多遠就趕多遠。沒有一個守舊的國會議員會走到城市街頭，教唆病人進療養院，塞滿療養院的病人都是被他們的家人送進去的。企圖找到社會共謀者，就像把所有人都是自然死亡的社會，寫成克里斯蒂（著名偵探小說家）的小說一樣荒謬。

療養院人滿為患在某種程度上是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常見的體制異化的結果，從社會秩序的中堅（如但尼生和卡萊爾），到熱情的改革者（如狄更斯或雨果），以及社會頹廢派邊緣人（如王爾德或豪斯曼）都曾以各種文體詳細談過這點。卡萊爾的《衣裳哲學》記錄了擁擠世界中的異化，一種集體的憂郁癥，預示了布萊克特和加繆的作品。“對我來說，宇宙充滿著聲音，生命的、毅力的、決心的、甚至是敵意的聲音：宇宙是巨大、無生命、浩瀚的蒸汽機，轉動著，無情冷漠，將我一點一點地磨碎。”后面又寫道：“我活在不停息、無止境、令人憔悴的恐懼中。不明的顫抖、無力、恐懼：好像天上和地下的東西都可以傷害我；好像天與地是吃人怪獸的無邊大嘴，我在其中顫抖著，等著被吞噬。”在悲傷的時代，生活本身即是重擔，要如何熬過？美國哲學家詹姆斯最直接地談到這個問題，明確指出現代主義時代初期異化的來由，是因為人們對超越一切、疼愛世人的上帝的信仰，已經潰決。雖然詹姆斯本人堅持個人信仰，但他也是無神論的激進宣揚者：“在我們的十九世紀，”他寫道：“我們有進化論，我們有機械哲學，可以充分了解自然，傾心地崇拜所有其地位大到能讓我們表達崇拜之情的上帝。對于這種娼妓，我們不該獻出忠誠。”他曾對一群哈佛的學生演講：“你們之中有不少學哲學的學生，已自行了解到太多的無神論和虛幻之物，這將會把你們根深蒂固的思想連根挖起。”他提到科學的大勝利：“自然的物理秩序，若像科學所知的那么簡單，是無法向任何人揭示和諧的精神意圖的。那只能說是天氣而已。”這就是維多利亞時代憂郁的本質。整個人類歷史，對上帝信仰或多或少都有改變，但放棄上帝的概念和人生忍受痛苦之目的的意義，這比覺得自己被全能的上帝遺棄更令人難過。相信自己被極度地憎惡是一種痛苦，但是相信自己等同于巨大的虛無則是一種寂寞，這是古人無法想象的感受。阿諾德（英國詩人、評論家）談到這種絕望：這世界，看起來橫陳在眼前，好似夢想之國，如此多彩，如此多姿，如此嶄新，沒有歡樂，也沒有愛，沒有光明，沒有真實，沒有寧靜，沒有解除痛苦的余地；我們身在幽暗的平原奮戰與飛翔的模糊之警鈴聲掠過，愚昧的軍隊在這里被黑夜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