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大多數人一生中可以認識幾千個人。所以，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知道自己是否選對職業、找對配偶的確定感——令我們感到失落。我們無法接受我們不知如何是好的狀況；我們無法拋開這種想法：人應該運用知識來做抉擇。

以個人的角度來說，遭受奴役和過度自由都是沉重的現實，當有些國家承受著難以擺脫貧窮的絕望時，較進步的國家則承受著人口的過度流動，當人們與傳統的根不斷松動、不斷重新適應新工作與新人際關系的流浪生活時，他經受的壓力更大。有位作家針對這個問題寫了一則故事，說有個男孩在短時間內搬了三次家，后來他在自家后院的橡樹上吊自盡，釘在樹干上的遺書寫著：“這里是唯一有根的地方。”平均一年要拜訪三十個國家的忙碌官員；公司不斷轉手、部屬與上司年年不同的城市中產階級；或是每次上雜貨店都碰到不同店員的獨居者，他們一直都有種斷裂的感覺。在1957年，美國超市的貨架上平均有六十五種貨品：購物者認識所有的水果和蔬菜，而且都品嘗過。到了1997年，美國超市的貨架上平均有三百種貨品，其中有上千種貨品的超市不在少數。即使在選擇晚餐時，你也處于不確定的情況中。這種選擇的增加不是方便，而是令人混亂。當各個方面都有類似的多樣選擇時——你要住哪、做什么、買什么、和誰結婚——結果就是一種集體的焦慮，我認為，這充分解釋了工業化的世界憂郁癥罹患率升高的理由。

此外，我們活在一個令人眼花繚亂、手足無措的科技時代，我們無法清楚地掌握身邊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運作的。微波爐的原理是怎樣的？什么是晶片？如何用基因工程改變玉米？我的聲音如何透過無線電話傳到一般電話里？通過科威特銀行到我紐約戶頭里扣的賬是真的錢嗎？這些問題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搞懂我們生活中所有小科學問題是龐大的工程。就算你了解了汽車引擎如何轉動和電力從哪來，也愈來愈不清楚日常生活運作的機制。

來自多方面的壓力讓我們隨時可能陷入煩惱。尤其是家庭的崩潰，以及孤獨的生活。職業婦女無法與小孩保持親密是個問題，過著缺少運動與活力的職業生活也是問題，活在人工燈光里是個問題，失去宗教的撫慰是問題，跟不上資訊爆炸的時代也是問題。我們可以無止境地列下去。我們的大腦怎么有辦法處理和容忍這所有的事情？我們的大腦怎么會不受傷？

許多科學家贊同這種想法：時至今日依然存在的憂郁癥，在我們的社會仍有其功能。進化論者希望看到憂郁對特定基因繁殖的正面影響——但若我們觀察憂郁癥患者的繁殖率，會發現憂郁實際上不利于基因的繁殖。憂郁和身體痛苦一樣，是要我們擺脫某種危險活動或行為的警告，因為這樣的活動或行為令人難以忍受，所以這就是擁有憂郁能力最明顯的好處。進化精神病學家保羅·瓦特森與保羅·安德魯斯，認為憂郁癥其實是一種溝通方法，并擬出進化的概論，其中憂郁癥是一種社會疾病，因人際關系的地位而得以存在。他們認為，輕微的憂郁癥會促使人進行強烈的自省與自我檢討，在此基礎上有可能會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根據自己的性格來做出復雜的決定。這樣的憂郁是個秘密，也常處于隱蔽狀態，它的作用是私密性的。焦慮——為未發生的事煩惱——常是憂郁的表現之一。輕微的憂郁——使內心產生與環境無關的低落情緒——可驅使我們找回一時不察而拋棄的東西，那些東西是失去之后才能感覺出價值。它使人為真正的過失而懊悔，不再重犯。人生的抉擇通常依循著投資的老原則，冒風險可能會帶來高報酬，但大多數人承受不了太高的代價。若是一個人拼命朝著全無希望的目標前進，憂郁便可解救他，強迫他退出。過于執著于追求自己的目標，無法放棄愚蠢透頂的念頭，這種人特別容易得憂郁癥。藍道夫·內斯說：“他們試圖在人際關系上努力，那是徒勞無功的，但他們不會放棄，因為他們投入太多感情了。”

憂郁的來源與進化

憂郁幫我們規避掉一些風險和不利因素。例如，過高的壓力會造成憂郁，憂郁可使我們避開壓力。睡眠不足會造成憂郁，憂郁可讓我們補回睡眠。憂郁癥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改變無生產力的行為。憂郁通常是投入資源錯誤，需要重新調整焦點的警訊。現代生活中有太多這樣的例子。我聽說有位女士想當小提琴家，但老師和同事都反對，她因而陷入嚴重的憂郁癥，服藥和其他療法都只能稍稍緩和。當她放棄音樂，把精力放到更適合她能力的領域之后，憂郁癥就不治而愈了。憂郁癥雖然令人失去活動能力，但有時也是一種驅動力。

更嚴重的憂郁可以喚起他人的注意與支援。瓦特森與安德魯斯認為，假裝自己需要幫助，并不能保證一定可以得到協助：大家都很聰明，不會被裝出來的可憐相所蒙騙。憂郁是很省事的機制，因為有助于產生有說服力的事實：若你陷于憂郁，那你就是真的可憐；若你真的很可憐，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幫忙。憂郁癥是代價極高的溝通方式，因為它激烈的后果太過引人注目，所以代價高昂。瓦特森與安德魯斯說，正是因為憂郁癥太可怕了，才能驅使他人伸出援手；憂郁癥發作所造成的機能障礙，在作為“誘發利他主義的工具”上是有用的。它也可能會使造成你困擾的人離你而去。

我的憂郁癥換來了家人與朋友的各種協助。我得到意想不到的關注，身邊的人想辦法緩解了我某些方面的負擔——金錢上、情緒上與行為上的負擔。我放下了對朋友的人情壓力，因為我病重得沒辦法還人情債。我停止工作：這是不得已的選擇。我的病甚至讓我得以獲準緩繳賬單。討厭的家伙也寬宏大量，不再來煩我。事實上，我因為第三次憂郁癥發作，而要求寬延這本書的交稿日期，而且十分堅決；雖然我可能很脆弱，但我可以堅決地說不，我就是無法繼續工作，別人只有同意。

進化心理學家愛德華·哈根把憂郁癥視為權力游戲：它可以把一個人的工作，轉移到其他人身上，直到別人滿足他的需求為止。我不同意。憂郁癥患者對身邊的人提出許多要求，但話說回來——要是他們沒有憂郁癥，就不需要提出要求。這些要求完全被接受的機會不太高。憂郁癥可以當成有效的勒索，但一般來說，當這種勒索者太辛苦了，它的后果難以預料，也并非實現特定目標的好方法。雖然在痛苦的時候得到關懷令人愉悅，也可以形成愛的力量，但是最好是不要這么痛苦，也不要這么多幫助。不要有憂郁——我相信低落的心情有反映身體痛苦的功能，使人避開某些導致不快的行為，但憂郁是為達成某種社會目的的這種時髦說法，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如果重度憂郁癥是獨立的個人尋求協助的自然策略，那最多也只是高風險的策略。事實上，大多數人會被憂郁癥嚇得倒退三步。雖然有些人會對顯現憂郁的人表示同情和博愛，但更多人會覺得厭惡和排斥。陷入憂郁時，你常常會發現平時信任的人其實并不可靠——這種訊息雖然有價值，但你寧愿不要知道。我的憂郁癥讓我將朋友去蕪存菁，但代價有多高呢？而且背棄那曾經給我帶來快樂的友誼，只因為我在困難的時候發現這些人不可靠，這值得嗎？我對這些人來說，又是哪種朋友呢？到底要有多少感情才能成為可靠的朋友？在危機中很難獲得可靠的幫助，仁慈、慷慨或善良常常無濟于事！

愛的功能

最常見的憂郁來自于悲愁，脫離常軌的悲愁。要了解憂郁癥，不可能不談到哀痛：悲傷是憂郁的基本模式。憂郁癥可能是某種有用的機能受到了阻礙。我們的心跳速度會隨著環境和氣候不同而發生改變。真正的憂郁癥就像心臟沒辦法把血液運送到手指和腳趾一樣，是一種實際上沒什么正面功能的極端狀態。

悲愁對人類有絕對的重要性。我相信悲愁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教我們感受到情感的力量。如果我們沒有經歷過因太多的失去而感到痛苦，進而恐懼悲愁，那我們就不會更熾烈地愛別人。愛的經驗將悲傷納入到它的力量與范圍之中。動物不會希望所愛的對象遭到傷害——實際上，幫助所愛的對象——也對物種的存活有助益。當我們發現這個世界的痛苦時，愛讓我們得以活下去。如果我們培養出自我意識，但沒有獲得愛的能力，就無法忍受人生的風吹雨打。雖然沒有見過這種對照實驗，但我相信擁有最多愛的能力的人，比沒有的人更能堅強地活著；他們也是最可能被愛的人，這也有助于他們的存活。“很多人把天堂想像成是一個充滿無窮力量與變化的地方，”凱·杰米森說：“而不是沒有煩惱的地方。你可能希望消除某些極端，但不會希望把介于兩個極端的連續體從中間切下去，完全消滅其中一半。不讓人們受苦，幾乎等于希望人們的情緒范圍不受到限制。”有愛就會有傷害，抗拒或責怪傷害就是拒絕愛。

最重要的是，愛讓我們不會太輕易放棄情感。擁有真心的愛，也常意味著煩惱。因為怕失去，所以我們十分珍惜手中擁有的東西。如果有人失去所愛之后不會感到沮喪，那他把時間、感情和精力花在某人身上，就只是為了好玩，絕不會多耗一分鐘。“進化論”，內斯說，“一般被認為是種輕蔑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