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生物學家把所有道德行為的復雜性，解釋為不過就是一個人的自私基因系統在作祟。人大部分的行為當然有明顯的目的，但人的舉止時常超出這些因素。”內斯所研究的是約定。“動物不會對他者許下附帶條件的復雜承諾。它們不會經過協商之后，說：‘如果你將來為我做了什么事，我就為你做什么事。’約定是承諾在未來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我們大多數人都靠著約定過生活。霍布斯（十六世紀英國哲學家）就發現了這點。他了解到，‘我們有約定的能力才使我們成為人。’

世界上最早有情感的生物是爬蟲類和鳥類。臥在蛋上以保持溫暖的本能——而不是產下蛋就溜走，使蛋變冷、被壓碎或被路過的動物吃掉——顯然可增進繁殖力。大多數進化程度比爬蟲類高的生物、會喂食年幼者的母親，像鳥類，其后代存活者較多，這使小鳥長成大鳥繼續生育的成功率增加。最早發生的情感，也明顯是天擇之下的情感，就是母親與幼子之間，我們所稱的母愛。愛可能出現在最早的哺乳類身上，驅使這些生物照顧它們的后代，不被險惡的世界所傷。緊緊陪在子女身邊、擊退掠食者、全心養育子女的母親，比不在乎子女受攻擊和被掠食者吃掉的母親，有更多繁衍自己后代的機會。仁愛的母親生下的子女，比冷漠無情的母親生下的子女，有更多長大成熟的機會。物競天擇的規律使社會選擇了仁慈的母親。

其他不同的情緒都各有其用處。充滿怒氣與仇恨的雄性，更能夠有力地與其他雄性競爭，他會殺死對手，有利于讓自己的性格得以繁衍遺傳。會保護配偶的雄性也有競爭優勢：把其他雄性趕走、不讓他們接近其配偶的雄性，才有機會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基因傳給進入繁殖期的雌性。對產子數較少的動物來說，繁衍遺傳物質勝算最大的配對，是充滿愛與關懷的母親，配上充滿妒嫉與保護性的父親（反之亦然）。多情的動物有更多繁殖的機會。在競爭激烈的環境里，可被怒氣激勵的動物勝算較大。愛——性愛、博愛、友情、孝敬、母愛，以及其他所有類似的情緒——以獎賞與懲罰的模型運作。我們會表現出愛，是因為可得到巨大的回報；我們不斷表現出愛與保護性，因為失去愛是一種創痛。如果我們不會因為失去所愛而感到痛苦，如果我們只想享受愛的歡喜，但對所愛者遭到殺戮無動于衷，保護性就會遠不及現在的我們。悲愁讓愛變成自我防衛：我們會照顧所愛之人，以避免自己陷入難受的痛苦之中。

憂郁的生理學進化

憂郁的生化演化與社會演化相關聯，但不相同。現在建立的遺傳圖譜，還不足以讓我們了解到底是基因的哪些作用會導致憂郁，但這種狀態可能與情緒敏感度有關，情緒敏感度是有研究價值的特質，也可能是意識的結構開啟了通往憂郁的道路。當代進化論者正致力研究大腦三分論（或三層次）。大腦最底層的部分，與低等動物爬蟲類似的腦，是本能的中心。中間層是邊緣系統，存在于較進化的動物腦中，是情緒的中心。頂層，只存在于如靈長類與人類等高等動物腦中，是感知的腦，與理智和高級的思考形式有關，也與語言有關。大多數人類行為都與這三層次的腦相關。以著名進化論學者保羅·麥克林的角度來說，憂郁顯然是人類才有的煩惱。它是三層腦運作的集合：本能、情緒與感知同時進行的必然結果。三層次腦有時候對社會逆境無法協調反應。從理論上說，當一個人本能退縮的時候，應該會感覺到情緒的負面反應和感知的重新調整。如果三者同步運作，人會感受到正常、非憂郁的退縮，擺脫造成大腦本能鈍化的行為或環境。但是有時候，大腦的理性會抗拒大腦的本能。例如，人的本能層次是退縮，但卻感到激發的情緒與憤怒，這會造成劇烈的憂郁。或是說，本能層次是退縮，但卻刻意決定抗拒原本的意圖，因而使自己遭受沉重的壓力。所有人對這類沖突都不陌生，這也的確會造成憂郁或其他失常。麥克林的理論，完全合乎我們所謂超乎大腦目前演化能力的說法。

牛津大學的提摩西·克勞相信（但生理學家激烈反對）靈長類的大腦是對稱的，而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物種形成的特點——就是大腦不對稱（他根據x光片顯示男性大腦的變化，以十分復雜的遺傳論點為基礎來提出這個觀點）。在靈長類演化成人類的過程中，由于大腦的體積隨身材變化而增長，這種變化讓兩側大腦演化出某種程度的獨立性。這開啟了自我意識的發展，一種發現自身為自我的覺醒。許多進化論學者說，這原本只是小小的突變——與大腦兩側成長因素有關的突變——在持續演化的情形下變成深具意義的不對稱。

大腦的不對稱性接下來成為語言的基礎，左腦陳述或處理右腦的概念和知覺。語言能力位于大腦的兩側，這是從中風患者身上得到的證據。左側腦中風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和察覺物體，但無法叫出任何東西的名字，也無法言語或獲取語言的記憶。這不單單是發音的問題。左腦中風的聾者可以做出表情和手勢（所有人類和靈長類都有這種能力），但他們無法使用手語，也無法理解我們將詞語組織成句子、把句子組織成段落的復雜文法。另一方面，右腦中風的病人保有知性的能力，但失去了概念和感情這些平常可自然表達的能力。他們無法進行復雜的抽象思考，情緒能力也遭受嚴重的波及。

什么樣的解剖學結構使我們有情緒障礙的傾向？克勞曾指出，精神分裂和情緒障礙可能是我們為大腦不對稱所付出的代價——他把人類的成熟、感知和語言都歸于相同的神經演化結果。他接著指出，所有的精神障礙都是正常的左右腦互動變得混亂的結果。他解釋說：“二者的溝通可能會太多或太少；如果有一側大腦不一致，就會造成精神障礙。”克勞認為不對稱性提供了“更高的互動彈性”、“更強的學習能力”，以及“更大的同類生物溝通能力”。但是這種演化結果減緩了大腦成長的速度，使人類的成熟速度比其他生物都緩慢。但成人大腦的可塑性也比其他成熟的動物高——年歲大的狗學不會新把戲，但老人可以學會全新的肌肉活動方法，適應行動不便的晚年。

人具有自我改進和完善的能力，這使得我們可以學到新想法和新見解。但這也表示，我們會走極端。克勞認為，同樣的彈性可以使我們的改變超出正常人格的范圍，成為精神異常。這種改變可能是由外在事件觸發的。以此模型來看，物競天擇所選擇的不是彈性的表現，而是彈性本身。

現今，大腦不對稱性的研究不是熱門主題，美國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研究是由麥迪遜的威斯康辛大學神經科學家理查·大衛森所完成。愈來愈進步的腦部掃描儀器，使大衛森的研究得以實現。現在科學家可以看到五年前看不到的東西，在未來五年之內，他們能看到的可能會更多。大腦影像專家結合使用正子放射攝影和核磁共振造影，可以得到每兩秒半的整個大腦三度空間快照，空間資訊精確度可達到約三點五毫米以上。核磁共振造影的時間與空間解析度較高，正子放射攝影較擅長定位腦中的生化反應。

大衛森先定位出大腦對“正常”刺激的神經化學的反應——當受試者看到色情照片或聽到恐怖聲音時，哪個區域會有什么樣的反應。他說：“我們想觀察情緒反應的特征。”一旦找到了大腦對特殊影像有反應的區域，就可以測量出大腦持續反應的時間，結果發現這因人而異。有些人看到惡心的照片會產生強烈的神經化學反應，又很快消失；有些人也會有相同的反應，但要花較長的時間才恢復正常。所有檢測都證明這種事實：有些人大腦在某方面較活躍，有些人則較遲緩。大衛森相信，大腦恢復慢的人比恢復快速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障礙。大衛森在威斯康辛大學的研究團隊已證明，服用六周抗郁劑的人，其大腦的恢復速度有明顯的改變。

憂郁的生理學進化

這項研究除了可顯示情緒障礙遺傳學取得的進步之外，其中也有許多有價值的推論。如果研究者可以精確定位出憂郁發生時腦部反應變化的區域，就可以開發出刺激或抑制該區域的設備。最近的研究發現，憂郁癥患者的前額葉皮質血清素新陳代謝作用異常。大腦的不對稱刺激可能是肇因于此，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大腦在生理上不對稱——例如，微血管的分布影響血流量。

大腦特定區域的反應模式在人生早期就已固定，其他區域則會改變。我們現在已發現，成人大腦的腦細胞的確會再生。當我們自憂郁癥痊愈時，我們大腦的某些區域的腦細胞可能會增加，或是別的區域腦細胞數減少。未來的新技術將可刺激或抑制大腦特定區域細胞的生長。有些早期的研究發現，穿顱磁振刺激療法——以集中的強磁力增加特定區域反應的重復性可改善憂郁癥的癥狀。或許有可能借由外部治療或自己的努力，學習到如何活化左腦。復原是可實現的，尤其是年輕人。我們或許可以用腦部掃描，及早發現左腦前額葉皮質的鈍化，并采取預防措施——“例如采取藥物治療，”大衛森說——提早協助人們避開憂郁癥的萬丈深淵。

有些人左腦前額葉皮質較活躍，有些人右腦前額葉皮質較活躍，這與你左右手哪個較發達無關，那是大腦其他區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