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個生物體是一連串自我，你必須選一個或換另一個。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都是環境與特定選擇的結合，世界與我們的選擇結合為一個小空間，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想到父親，以及陪我度過第三次憂郁發作時的朋友。要是走進診所，接受治療，也會碰到同樣的胸襟與溫情嗎？胸襟與溫情需要耗費大量的精神、力氣與意志力。想象一下，說不定哪一天這些特質可以任意取得，打一針就可以擁有那樣的人格，我們就可以變成甘地或特里莎修女？偉人有權利擁有他們的榮耀，還是說那榮耀也不過是化學作用的結果？

我滿懷希望地閱讀報紙的科學版，抗郁劑將被其他神奇的藥劑取代。為某人治療后，檢視大腦的化學作用，使他在某種情境下與某人瘋狂熱戀，將不再是不可思議的事。再過不久，你可以選擇是以談話治療解決惡劣的婚姻關系，還是用藥劑師開的藥讓你回到初戀的感覺。要是破解了我們老化和缺陷的秘密，是不是就能創造出取代人類的神圣種族，他們永生不死，沒有惡念、憤怒和嫉妒，為了宇宙的和平付出道德的熱血，奉獻一生？或許這一切都會發生，但以我的經驗，世界上所有的藥都只是提供一個重新打造自我的方法。藥本身無法重塑個性。我們永遠逃不出選擇。人的自我就建立在選擇——每一天的所有選擇上。我是一個選擇每天服用兩次藥的人，我是選擇與父親談話的人，我是選擇打電話給我弟弟的人、選擇養一只狗的人、選擇在鬧鐘聲停下時起床（或不起床）的人，也是有時會粗暴、有時特立獨行、有時又很健忘的人。在我寫這本書的背后有著化學作用，我要是能控制這種化學作用，就可以支配它來寫另一本書，但那也是一種選擇。對我來說，選擇是比思考更有說服力的生存證明。我們的人性特質既不是化學作用，也不存在于環境中，而在于我們的意志與現代科技的互動之中，這些科技遍布于我們所處的時代、我們的環境，影響著我們的性格形成。

走過憂郁

有時候，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大腦，想知道上頭刻了什么痕跡。我想象它灰色、潮濕的模樣。想到它棲息在我的腦殼中，有時候，我覺得有一個我活在里頭，這個塞在腦中的奇怪東西有時候會運作，有時候不動，非常詭異。這就是我，這就是我的大腦，就是活在我大腦中的痛苦。瞧瞧，你會看到哪里被痛苦刮傷，哪些部位有糾結與腫塊，哪些部位在發亮。

我們可以說，憂郁的人比開朗的人更能夠仔細看清身邊的世界；覺得自己沒人愛的人，可能比八面玲瓏的人更接近自己的真性情；憂郁的人可能比健康的人更有決斷力。研究顯示，憂郁的人與開朗的人對抽象問題可以回答得一樣好。但是問到他們對事件的掌控力時，開朗的人總是會高估自己的能力，憂郁的人則會仔細評估。在一項以電動游戲為方法的研究里，玩了半個小時候，憂郁的人很清楚自己擊中多少小怪獸，開朗的人計算的數字會比實際擊中的多四到六倍。弗洛伊德發現到，憂郁的人“比不憂郁的更能敏銳地看到真理”。太過樂觀會魯莽行事，但適度的樂觀有物競天擇的優勢。“正常的人類思維與感知力，”雪萊·泰勒最近在《美化的錯覺》這本驚人的著作中說：“其特質不是準確，而是對于自我、世界與未來的自我美化的錯覺。此外，這些錯覺其實可能會培養人的適應性，有助于心理健康，而不會損害心理健康……輕微的憂郁可能比正常人更能看清楚自己、世界和未來……‘他們’顯然沒有正常人的那種有益心理健康與舒緩挫折的錯覺。”

重度憂郁太過嚴厲，無助于生活：你怕凍傷，但不必跑到撒哈拉沙漠。世界上的精神痛苦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有重度憂郁癥的人，最好把病情控制住。但我相信，我們總會有一天能夠全面掌握自己的情緒，將來可能會有一種情緒鎮痛劑，可以像消除頭痛一樣地消除不必要的悲傷。完全消滅悲傷，就等于放縱惡劣的行為：如果不會為自己所作所為的后果感到懊悔，我們很快就會毀滅了別人和這個世界。憂郁癥是一種大腦故障，如果腎上腺皮質醇失常，就應該讓它恢復正常，但是不要被搞昏頭了。要是沒有了期望與現實的嚴重沖突，沒有反映這種沖突與困境的沉郁心情——就等于失去我們之所以為人的理由，以及作為人的優點。或許有些人沒有足夠的焦慮與悲傷可以擺脫煩惱，這對他們似乎不是好事。他們太快樂、太無畏，也太不仁慈。這樣的人怎么會需要仁慈？

走出憂郁癥、病情穩定的人，通常對內心的歡喜有著高度的自覺。他們隨時會覺得狂喜，更知道珍惜人生的美好。如果他們本來就是熱心的人，那必定會成為慷慨大方的人。其他患病痊愈后的人也適用同樣的道理，但即使是奇跡似地從嚴重的癌癥中痊愈的人，也不會有那樣的大喜悅——一種可以感受和散播喜悅的喜悅，這樣的喜悅能使走過重度憂郁的人，把日子過得更有意義。艾蜜·加特的著作《有意義與無意義的憂郁》詳述了這種說法，書中指出，憂郁癥強迫人長期停止正常生活，期間會反復深思，可促使人以有利的方式改變生活，尤其是在失落之后。

人類對于醫藥的標準并不明確。開發出可以舒緩憂郁，甚至可以消除悲傷的醫藥與技術有何意義？“我們現在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身體痛苦”，進化心理學家藍道夫·內斯說，“我們經歷的痛苦有多少是必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吧？我們需要痛苦來警示傷害，但我們真的需要持續不變的痛苦嗎？問問慢性關節炎、結腸炎或偏頭痛的患者吧！因此，雖然這只是類推，但有多少我們經歷的心理痛苦是真正必要的？多過百分之五嗎？如果可以在母親過世后服一劑解除悲傷的藥，擺脫惱人又無意義的悲痛與苦悶，那難道不好嗎？”法國精神病學家茱莉亞·克莉絲蒂娃發現憂郁與深層心理的功能：“擊垮我們的悲傷，以及阻礙我們行動的遲鈍，也是一種對抗瘋狂的防護盾——有時候是最后一層防護盾。”或許可以簡單地這么說，我們對悲傷的依賴超乎我們想象。

愈來愈多的人使用抗郁劑來讓自己恢復正常，這種情形最近被視為偏離正途，瑪莎·曼寧以流暢的文筆在她的書中寫道，這是一種“大眾化與尋常化”。1998年開出選擇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劑的處方箋總計六千多萬張——這還不包括數量龐大的非選擇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劑。選擇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劑現在已成為治療思鄉癥、飲食失常癥、經前癥候群、家中寵物大肆破壞所帶來的厭煩、關節痛等疾病的良方，其中最常用的在輕微的悲傷與尋常的煩惱上。它不只是精神科的處方，綜合科與婦產科也會開這些藥，我碰過一個人，他的百憂解是足科醫生開的。當環球航空客機失事時，有關單位除了枕頭或毛毯，還發百憂解給等待消息的家屬備用。我對這種廣泛的使用沒有意見，但我覺得應該要小心、謹慎、經過考慮后再使用。

有人說，每個人的缺點也是優點。如果消除了缺點，那還會有優點嗎？“我們正處于醫藥蓬勃發展的時期，”內斯說：“開發消除不適情緒的新醫藥，使療效越來越快速、簡單、低廉和安全。我們應該可在下個世紀之前完成這個進程。我敢預測未來的發展，因為如果人可以讓自己更舒服，他們就會這么做。我可以想象，不出幾十年，這世界會是醫藥的烏托邦；我也很容易想到，人們會快樂到忘記他們的社會義務與個人責任。”哥倫比亞大學的羅伯·克里茲曼說：“這是哥白尼之后，我們遭遇的最劇烈的改革。幾個世紀之后，新社會的人類回顧以往，會把我們看成是無法駕馭和操縱情緒的殘障者。”果真如此，那我們將會有所失，當然也會有所得。

走過憂郁

走出憂郁癥的時候，你會失去一些對危機的恐懼感。我有數不清的過失，但現在的我比患病之前好多了。我得先經過憂郁癥才有意愿寫這本書。有些朋友勸我不要和書中提到的人打交道。我很想說，憂郁癥讓我更無私，我開始愛貧困與潦倒的人，但實情不完全如此。如果經歷過這種事，看到別人的生活出現同樣的狀況，你一定會感到驚駭。對我來說，讓自己介入別人的悲傷比冷眼旁觀更輕松。我討厭無法與別人溝通的感覺。善良不見得會有回報，但是完全地愛別人，可以帶來許多內心的平靜。看到憂郁癥患者受折磨，會令我騷動不安。我想幫助他們。這不難，就像在餐桌上看到別人打翻好酒一樣。扶正酒瓶、清理干凈，比故意視而不見令人舒服。

走過地獄，發現天堂

憂郁癥最可怕的是那種恐怖的孤寂感，我從中學到了親密的重要性。母親與癌癥搏斗時說過：“大家為我做的事都很令我感動，但是孤零零活在這個跟我作對的身軀里，真是太可怕了。”孤零零地面對心靈也一樣可怕。看到別人被自己的心靈所困時，你會作何感想？你無法用愛讓憂郁癥者走出愁云慘霧，但偶爾可以分散他們的注意力。有時候，你可以嘗試到他的住處陪伴他。與沉郁的人相處不是件愉悅的事，但在一旁看著他衰弱下去更令人難過。你可以遠遠地站在一旁擔憂，也可走近一點，更近一點，再近一點。有時候，接近他們的方式是保持沉默，甚至是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