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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一下“曹化淳開京城城門迎闖軍”的問題（2 / 3）

這里我要說一下為甚么我覺得《武清縣志》不能作為有力的歷史證據來反駁《明史紀事本末》、《國榷》、《明季北略》、《甲申傳信錄》等一系列明末清初的史料記載。

因為這本記載曹化淳三次上疏請求為崇禎皇帝修墓，并且在志中登載了曹化淳奏疏全文的《武清縣志》是在乾隆七年（1742年）編撰的。

而其他明確記載曹化淳開門迎闖軍的史料，《明史紀事本末》是順治十五年成書（1658年）；《國榷》是順治十年開編（1653年），康熙二十二年完稿（1683年）；《明季北略》康熙九年成書(1670)；《甲申傳信錄》也是順治十年成書。

也就是說，除了《武清縣志》以外，絕大多數記載曹化淳開門迎闖賊的史料都是在順治十年左右開始編撰的，從時間維度上來講都要比這本乾隆七年才編撰的《武清縣志》更可信。

至于說明末東林黨集體陷害曹化淳，反而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為曹化淳對崇禎皇帝的忠心所感動，因此極力為曹化淳平反，這種說法我認為是極其可笑且相互矛盾的。

首先來看《明史紀事本末》，這本史料的編撰者是順治四年的進士谷應泰，藉張岱《石匱藏書》與談遷《國榷》﹐廣稽博采，成書于《明史稿》和《明史》之前。

這本書成書之后，順治十七年時，谷應泰因此遭到御史黃文驥彈劾，指斥書中有違礙之處，后經朝廷查閱，書中尚無不妥之處，后選入《四庫全書》。

再看《國榷》，它的編撰者是談遷，從天啟元年開始編著，順治四年時全稿被竊，于是又發憤重寫。

順治十年時，談遷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以三十余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然后再看《明季南略》，它的編撰者是計六奇，他家境清貧，二次鄉試不中，康熙二年后以教學為業，并開始撰寫《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書。

為了編寫明朝遺史，計六奇曾先后前往江陰、蘇州、揚州、六合、鎮江、通州、桐城等地實地考察。

二書資料來源廣泛，單是標明出處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記》、《遺聞》、《國難錄》、《史略》、《甲乙史》、《幸存錄》、《無錫記》、《無錫實錄》、《江陰野史》、《閩事紀略》、《安龍紀事》、《粵事記》等七十余種。

最后是《甲申傳信錄》，編撰者是錢士馨，因為他晚年在北京，親眼目睹李自成進京，所以記載的都是他本人親見的，抑或是作者聽相關事件的親歷者講述的史實。

那么問題來了。

我想問一問讀者大大們，他曹化淳一個前朝的太監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能讓順治進士谷應泰、江左遺民談遷、教書先生計六奇，和闖軍進城親歷者錢士馨，

分別在順治十五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九年和順治十年不約而同地一起污蔑他呢？

而且谷應泰的那本《明史紀事本末》后來是被編進《四庫全書》的。

倘或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當真像表面上一面為曹化淳一而再、再而三地平反，一面屢次給曹家后人皇恩殊榮。

那為甚么在“文字獄”最厲害的康雍乾三朝，都沒有一位皇帝下令銷毀明末清初史料中關于曹化淳開門迎闖軍的“不實之詞”呢？

再說回《武清縣志》，我認為乾隆七年編撰的這本縣志如此美化曹化淳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特有的宗族制度，會讓一些地方在文字記錄上特別優待美化一些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