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紅衛兵要有行頭，那天李健理直氣壯地向李云龍要軍裝穿，這小子對新換發的國防綠軍裝不屑一顧，專找1955年發的人字呢黃軍裝，肩膀上還必須要有佩肩章的扣眼兒，衣服不能太新，最好是洗得發白。武裝帶也不能含糊，要那種厚牛皮做的，三寸寬，黃銅扣上有八一五星圖案的蘇式武裝帶。李云龍見兒子在他衣櫥里肆無忌憚地亂翻，心里躊躇了一下，最終還是沒敢揍他。

兒子最近常常哼著這樣一支歌：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渾蛋，

要是革命的你就站出來，

要是不革命的就滾他媽的蛋

…………

李云龍雖說平時嘴里日爹操娘慣了，可將“滾他媽的蛋”之類的糙話也名正言順地寫進歌詞還是頭一次聽說。不過他對“老子英雄兒好漢”這種說法心里還是挺受用的，有時還覺得兒子挺給自己長臉。

田雨和李云龍想的可不一樣，當他聽到李健哼到“滾他媽的蛋”時，臉都氣白了，她怒斥道：“誰編的這首歌？野蠻、粗俗，以后再不許唱了，‘文化大革命’總不能把文明都革掉，只留下野蠻吧？”

李云龍倒不以為然：“嗨，男孩子嘛，來幾句國罵也不算什么。他老子我不是也經常來上幾句嗎？”

“是呀，你我可管不了，可兒子是我的，我就有權利管他，我就不允許他學得這么粗俗。這么小就學得滿嘴臟話，長大了還不當流氓去？你呀，就是這樣，平時不高興就拿孩子出氣，該管的你倒不管，有你這么教育孩子的嗎？”

“你看你看，怎么朝我來啦？得，我不和你吵，男不和女斗。哼！女人嘛，就是頭發長，見識短，天下發生這么多大事你都看不到，只關心眼前的雞毛蒜皮。你知道嗎？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史無前例你明白嗎？就是自打盤古開天、三皇五帝到現在幾千年從沒有過的翻天覆地的一場大革命，以前的一切規矩都不作數啦，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有多少年了？嗯……十七年了，毛主席說了，這十七年都是被壞人掌了權，他老人家被架空了。娘的，我這才明白過來，我說怎么越來越不對勁兒呢，1960年餓死這么多人，原來都是那些黑幫鬧的。我看，槍斃他們都不多。”李云龍很是義憤填膺。

這一說，田雨就再不吭聲了。所以李云龍認為自己的話很有說服力，硬是怪了，自己怎么突然變得這么有理論水平？

形勢變化太快了，這場“文化大革命”可真是個萬花筒，輕輕一晃，新的圖案就出來了，根本就沒有重樣的，真令人眼花繚亂。李云龍有些反應不過來了。紅衛兵抄家那陣子，李云龍處于興奮狀態，眼前的情景常常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當年打土豪分田地，給地主糊個高帽子戴上，再找根繩套在地主脖子上，牽狗似的。地主在后面顛顛地一溜兒小跑，手執小銅鑼邊敲邊喊：“我是土豪劣紳……”莊稼漢、泥腿子、大姑娘、小媳婦都分站在道兩側，你一拳我一腳，鵝卵石、臭牛糞劈頭蓋臉砸去……真他娘的痛快，主席那句詩是怎么說的？“紅旗卷起農奴戟”呀。往事歷歷在目，當初李云龍對“革命”這個字眼的認識就是從抄家開始的，如此說來，在沉寂了十七年以后，新一輪革命又開始了？

李云龍很嚴肅地問過李健：“你們打土豪得的‘浮財’是怎么處理的？”

李健懵頭懵腦地問：“爸，什么叫浮財？”

“嘁，連這都不懂？還他娘的打土豪呢？要說干這個，你爹我可是老資格了。‘浮財’就是除了房產田地以外的財物，像什么袁大頭、金銀首飾、綾羅綢緞、樟木箱子什么的。哼！你小子，還‘六月的冬瓜——毛兒嫩’呢。”

“噢，明白了。我們是這么辦的：只要是紙做的，像字畫書籍之類的就點把火燒了；要是易碎的東西，比如瓷器什么的，就索性讓它碎了。這樣比較省事，當然，要是金銀衣服類的就不能毀了，那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們就上交了。”

李云龍搔搔頭皮疑惑道：“過去打土豪不是這樣，浮財都集中起來，按村里窮人的人頭份平分。當然，有的東西不可能分勻，比如一頭牛你咋分？總不能一人砍條牛腿吧？所以幾戶人家分一頭牛，算大家的，共同使用。現在抄家可能是老規矩不作數了，浮財不分了，那上交給誰呢？”

兒子回答：“當然上交給國家了，國家專門辦了抄家物資上交點兒。”

李云龍有點兒明白了，當年打土豪抄得的財物一部分用于紅軍的軍費，剩下的就給本村窮人分了，土改時抄得的財物也是本村窮人均分，政府并不伸手。現在可能是規矩變了，浮財不許分了，政府要用。

抄家風很快就過去了。據兒子李健解釋：“是因為實在沒啥可抄的了，該抄的哪家都是被抄過兩三遍了，屁也沒有了。有些壞人家更氣人，明明是地主或資本家，可家里的擺設還不如咱家呢，我見過一家，除了破被子和幾件破衣服，就一個大咸菜壇子還算件東西，讓我們一怒之下給敲漏了。可他家成分還真是資本家，我很奇怪，怎么還有這么窮的資本家？要不然我們還真把他家當成貧農了。”

這好比練武的人相互過招，閃電般地一交手再各自閃開，這叫一回合。“文化大革命”第一回合是奔“三家村”去了，“地富反壞右”等“黑五類”是陪襯，死老虎再拿出來打打也無妨。第二個回合就有點兒石破天驚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倒臺把李云龍驚出一頭汗來。劉少奇和陶鑄怎么樣他不太清楚，可鄧小平他還是挺熟的，這個前129師政委是他的老上級。按照軍政各負其責的制度，趙剛和鄧小平打交道多一些，畢竟是垂直領導。李云龍曾多次聽鄧小平講過話，還挨過這位政委的批評。至于這位前129師政委是怎么和劉少奇、陶鑄搞到一起去了，李云龍就不太清楚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隔三岔五地就搞一次運動，閑著的時候少，有條規律是鐵定的，每次運動都要有人從政治上垮臺，李云龍早習以為常了。平心而論，像省、部、軍這一級干部，中央還是挺拿他們當回事的，所有的重要文件都是首先傳達到這一級。雖然對黨內歷次發生的重大事件，他也有想不通發牢騷甚至罵街的時候，但有一點他是絕不會變的，那就是對毛澤東的崇拜。作為一個在毛澤東麾下浴血沖殺幾十年的老兵來說，那種對領袖的崇敬早已融化在血液中，浸入到骨髓里了。戰爭年代，無論黨和軍隊處在多么危險的境地，毛澤東都能神奇般地化險為夷，他不是凡人，是神，聽毛主席的準沒錯。

李云龍覺得自己有了一種突然的感悟，明白了，事情是明擺著的，以前他總覺有什么不對勁，心情壓抑，愛發牢騷愛罵街，令人不滿的事舉目皆是，可又說不出來。遠的不說，1960年那場大饑饉一直使他銘心刻骨，心中總像堵著什么，餓死這么多老百姓，總要有個負責任的吧？誰知稀里糊涂就過去了。現在想想，事情便有些明白了，黨內還真存在著兩個司令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決策總是貫徹不下來，原因就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時時干擾和破壞，能不出事嗎？看來這場“文化大革命”實在太必要了，不打倒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天理難容。想起前129師政委鄧小平，李云龍便生出幾分惋惜。他咋跟劉少奇他們整到一塊兒去了？他可是打過仗的人，不像那些從白區來的人，鬼知道他們在白區都干了些什么。鄧小平他不應該呀，官當大了，人就容易變，最后就走到那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里去了，人哪，學好難，學壞可是一眨眼就出溜下去了。

李云龍近來心情很愉快，因為眼前的生活一改以前死氣沉沉的狀態，每天都生出很多新意。他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確是個想象力和創造力都比較貧乏的人，只會亦步亦趨地學別人。前些天他的汽車從街上過，見大街小巷到處是手舞足蹈的人，心里好生奇怪，便命令司機老常停車，他要親自看看。鬧了半天才知道，群眾是在跳忠字舞，挺簡單的，好學，道具只需一本毛主席語錄。群眾見他是個解放軍首長，便熱情地邀他共舞，李云龍本不喜歡跳舞，可這關系到對毛主席的思想感情問題，于是也笨手笨腳地舞之蹈之。司機老常和警衛員小吳見一貫嚴肅的軍長今天居然在大街上左臂前屈，身子做弓箭步狀，以示勇往直前。這兩個家伙覺得很滑稽，便在汽車里捂著嘴樂起來，李云龍發現后便一手拎著一個人的耳朵把他們揪出汽車，命令二人現學現跳。那天才活動了二十分鐘，李云龍就有些腰酸腿疼，他不記得這輩子什么時候這么跳過，抗戰勝利時扭秧歌他沒參加，開國時狂歡他也沒跳，那時已是師長了，得端著點兒架子，哪能像個小青年那樣蹦來蹦去？可他現在居然在大街上一會兒呈弓箭步作勇往直前狀，一會兒身子后傾，右臂高舉，似乎是董存瑞在托舉炸藥包，居然做得很自然，沒有半點兒扭捏，硬是他娘的怪了。這恐怕是氣氛造成的，氣氛到那兒了，你不跳都不行，跟中了邪似的。對了，部隊早上出操反正是活動身子，跳跳忠字舞也不錯，一是緊跟了形勢，二是突出了政治，三還活動了身子，一舉三得。

第二天早上，根據軍長李云龍的命令，野戰軍數萬官兵都手執語錄本，在各部隊的操場上跳起了極富時代特色的忠字舞。

李云龍沒忘了去梁山分隊視察一下，據他所知，這些不安分的搗蛋鬼最煩的就是每天出操練隊列，現在改忠字舞了，他倒要看看這些家伙是不是執行了命令。

還好，命令執行得不錯，連段鵬和林漢都跳上了，不過這些腰腿靈活的特種兵不太滿意那幾個簡單的動作，便自作主張地創作了一些高難度動作，作勇往直前狀時由幾個人搭成一個比較復雜的造型，高低錯落有致，然后一聲鑼響，一個家伙從場外一溜兒空心跟頭翻出來，最后一步是踩在一個預先設置好的有彈性的踏板上。于是，一個“旱地拔蔥”彈起兩米多高，穩穩地落在別人肩上，“唰”地一甩，亮出了一面紅旗，一套整體動作算完成了。

段鵬和林漢面呈得意之色，望著軍長，希望得到軍長的夸獎。他們昨晚練了一宿，累得夠嗆，有個家伙翻跟頭失誤，腦袋先著的地，差點兒把腦袋戳進腔子里，幸虧那小子練過頭功，脖子也還結實，只是扭了一下脖子，頂多算輕傷。

李云龍開始還沒覺著什么，看著看著心里就別扭起來，心說以前還真沒看出來，這些渾小子怎么還有點兒表演欲？跳忠字舞你就規規矩矩跳，弄這些花里胡哨的干啥？

在段鵬和林漢期待的目光下，他終于哼了一句：“跟他娘的耍猴似的，明天給我都別練了。”

在回去的路上，鄭秘書問李云龍：“首長，他們搞得不錯呀，全軍哪個單位也不如他們，您怎么啦？”

李云龍道：“這個段鵬，就喜歡搞極端，你讓他跳忠字舞，他就給你發揮一下，折跟頭打把式的弄得像個戲班子，要是再夸他兩句，哼！你信不信？明天他敢改雜技團玩兒空中飛人了。”

忠字舞跳了不到一個月，政委孫泰安又找李云龍商量：“老李，昨天我出去轉了一圈兒，發現群眾已經不跳忠字舞了，這股風好像過去了。”

李云龍詫異道：“一個月還不到，也太快啦！看來咱還真跟不上形勢，那現在時興點兒啥呢？”

“天天讀，早請示晚匯報。”

“老孫，你說具體點嘛。我咋有點云里霧里的感覺呢？”

“天天讀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先學習毛主席著作，然后向毛主席請示自己一天的工作，這叫早請示；晚匯報就是每天臨睡前再向毛主席匯報一下一天的工作學習情況，檢討一下有什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地方。”

“早上起床就學？先不刷牙洗臉？也是，學習是大事，應該先放在前邊。老孫呀，咱們也開始吧，咱解放軍總不能老落在群眾后面呀，你說是不是？”

“那咱們就算定下來了，我通知政治部明天就開始。”

第二天早晨，起床號響過之后，野戰軍數萬官兵開始了天天讀，一時書聲瑯瑯，此起彼伏，軍營似乎成了校園。李云龍和孫泰安到各部隊巡視了一圈，都很滿意。李云龍學著報紙上的口吻說：“嗯，一片新氣象。”

孫泰安附和道：“當然，史無前例嘛。”

天天讀和早請示晚匯報制度實行了沒幾天，就暴露了一些小問題，政治部副主任魯山來找軍長政委匯報：“天天讀好辦，學習個一刻鐘就行了。問題出在早請示上，一個班十來個人要挨著個請示，先請示完的就可以去洗漱、吃早飯了，所以誰都希望排在前面，不希望最后一個，偏偏有人說話啰唆，不注意控制時間，車轱轆話來回說，先回顧昨天，后請示今天，再展望明天，說一刻鐘還收不住話，后面的同志就有意見，嫌他說話顛三倒四抓不住要領，前邊這位不服氣，便指責后面的同志對毛主席的感情有問題，一來二去就吵了起來，這種情況各部隊都有。還有，有些單位又擅自增加了飯前請示活動，每頓飯之前再請示一遍，還必須挨個請示，于是又出現上述情況，每頓飯要用一個多小時，炊事員們也有意見。請軍長政委考慮。”

孫泰安心細，馬上就考慮到細節：“這倒是個問題，連隊用餐以班為單位，就那點兒菜，大家一起吃，相互謙讓一下菜也就夠了，要是有先有后就容易鬧意見，前邊的戰士要么不好意思吃，要么就多吃，時間長了，后來的戰士肯定有意見。”

李云龍煩了：“怎么搞出這么多事來，政治部是干嗎吃的？這也要來匯報？以后早請示限定時間，每人一分鐘。飯前請示就免了，一天三頓飯再加上早晚兩次，一天請示五次，哪兒這么多說的？還干點兒別的不干？以后這類事由政治部自己解決，別動不動就請示。”

隨著“文革”運動的不斷深化，李云龍漸漸感到一種隱隱的不安，他嗅到一絲不祥氣息，事情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簡單。這場運動愈演愈烈，已成燎原之勢，政府部門的一切工作都停止了，各部門主要負責干部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批斗，連公安局都垮了，根本無法維持治安。野戰軍和省軍區部隊只好派出“值勤小分隊”，充當起警察的角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