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w:300|h:384|a:l|u:(看小說到.)]]]擅長寫作史詩的偉大詩人杜甫極贊諸葛亮，頌之為“萬古云霄一羽毛”，華夏政史第一人。wenxuemi。諸葛亮長眠陜西漢中，與武侯墓相輝映的武侯祠中那“天下第一流”的大匾，和杜甫的名句一起，傾訴著國人對這位古圣先賢的無比崇仰。

幾乎所有歷史名人，生前，人們對之總是或褒或貶；死后，隨著歷史的復(fù)雜演進(jìn)，其所受毀譽(yù)也多有變化，甚至全譽(yù)全毀，尖銳對立，而又時反時復(fù)。唯有諸葛亮，其生也倍受贊嘆，其死也盡享美譽(yù)，一千八百多年來，國人對諸葛亮，一直是有口皆碑，古今共仰。今天所能見到的漢末魏晉史料，清清楚楚地記載著，諸葛亮自隱居隆中，到隨劉備走出茅廬，統(tǒng)兵治國，以及死后，人們對之幾乎都是眾口一詞，極盡贊美，偶爾有誰稍微說點(diǎn)諸葛亮的不足，立即會遭到激烈反駁。在漢末魏晉人眼中，諸葛亮已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物。

生前多美譽(yù)

諸葛亮隆中讀書時，“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而名士徐庶和崔州平卻“謂為信然”。德高望重的襄陽隱士龐德公更稱諸葛亮為“臥龍”，名士們也競相許之。漢獻(xiàn)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有次向著名隱士司馬徽打聽人才，司馬徽素有“水鑒”之號，極善識人，卻唯向劉備舉薦諸葛亮和龐統(tǒng)，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wù)？識時務(wù)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劉備問其具體所指，司馬徽答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到新野投劉備，受到劉備器重，遂向劉備推薦諸葛亮：“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其愿見之乎？”劉備讓徐庶去請諸葛亮，徐庶卻說：“此人可就見，不可屈之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劉備即親往拜請，遂演出“三顧茅廬”的歷史名劇。管仲、樂毅，是何等樣的先賢？諸葛亮以之自比，時賢們竟“謂為信然”。龍自秦漢以后，便成了封建帝王的專喻物，而時賢們竟以之喻美諸葛亮，稱之為“臥龍”，這贊譽(yù)，真可謂高之又高了。而到建安十二年，諸葛亮還僅是個未出茅廬的27歲的小青年。極力贊美他的幾位，除徐庶和崔州平與之同輩，龐德公和司馬徽都是其長輩，且正當(dāng)盛年。聽了司馬徽和徐庶的贊譽(yù)便虔誠不移的劉備，那時也已47歲，也應(yīng)該屬于諸葛亮的長輩，且也正當(dāng)盛年。這樣一幫人這樣傾心于一個未涉世故的青年，足見諸葛亮身上，有著怎樣吸引和折服人心的魅力。

隨著諸葛亮走出茅廬，人們對他的愛慕和贊美也就與日俱增。劉備初與之接觸，便“情好日密”。關(guān)羽、張飛不理解，劉備告訴他們：“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二人對諸葛亮也日漸仰慕。劉備死后，諸葛亮秉政，國人更頌之為“一時之杰”。鄰國人對諸葛亮也真誠敬仰。孫吳名士太子太傅張溫使蜀，稱美諸葛亮治理的蜀國是“總百揆于良佐”，是“遐邇望風(fēng)，莫不欣賴”，比之于古賢伊尹之輔湯太宗，周公之輔周成王。如此贊許引得吳主孫權(quán)妒火中燒，卻又不好公開發(fā)作，只有“陰銜”之，借別的罪名將張溫廢黜。這說明諸葛亮不僅聲名卓著，而且有著令人不得不服的威懾力。當(dāng)時，諸葛家三兄弟“并有盛名”，而各在一國。諸葛亮的胞兄諸葛瑾仕吳，官至大將軍，舉國“服其宏量”。堂兄諸葛誕仕魏，為鎮(zhèn)東將軍、揚(yáng)州刺史，名動京師。人們卻品評道：“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徑直把諸葛亮推崇為無與倫比的時代冠冕。

死后倍得彰

諸葛亮死后，人們對之追思不已。剛一死，各地就紛紛請求給他立廟，以便致祭，蜀漢王朝因禮制所限，沒有答應(yīng)，老百姓“遂因時節(jié)私祭于道陌上”。多少年后，仍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蜀漢王朝只好順從民意而打破禮秩，在今陜西省勉縣諸葛亮墓附近為之建祠。以后不久，幾乎諸葛亮足跡所至，都有虔誠的人們?yōu)橹R，“歲時伏臘走村翁”，香火不斷。本來，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雖聰慧過人，卻唯工書畫，并無杰出的政才和將才，蜀漢臣民因懷念諸葛亮，對諸葛瞻也倍生好感，朝廷每有善政佳事，不管是否諸葛瞻所為，人們皆競相傳告：“葛侯之所為也。”

不僅蜀漢人民如此，鄰國吳、敵國魏之士人，也對諸葛亮無比懷念。自東漢明帝以后，置史官以修國史，便成為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自獻(xiàn)帝建安初年以后，帝王身邊又設(shè)專官以記起居。三國之時，魏和吳皆有史官和本朝國史，唯蜀漢不置史官，所以君臣“行事多遺”。為了不使諸葛亮的功德失傳，吳之大鴻臚張儼毅然代蜀人完成這個任務(wù)，所作《默記》多記諸葛亮行事，極盡褒美。在《述佐篇》中，將司馬懿同諸葛亮對比，極貶司馬懿之“劣”，盛贊諸葛亮之“優(yōu)”。甚至不惜為諸葛亮編造一篇《后出師表》，以彰諸葛亮之忠。至今盛傳的諸葛亮名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便出自這篇偽作。可以想見，吳人張儼對蜀相諸葛亮崇敬、厚愛到了什么程度！263年春，諸葛亮廟剛于勉陽建起，秋天，魏鎮(zhèn)西將軍鐘會即率十萬大軍攻克漢中。行軍至漢川，鐘會即“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于亮廟所左右芻牧樵采。”鐘會此舉，固然有羈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于對諸葛亮的崇敬。

魏晉南北朝時期，稱美諸葛亮，甚至成為君臣奏對，以及達(dá)官顯貴、士族文人清談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

一次宴會上，司馬昭命樂伶為亡國不久的蜀后主劉禪表演蜀國歌舞，“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嬉笑自若”。司馬昭大為感嘆，謂人曰：“人之無情，乃可至于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司馬昭時為晉王，是滅蜀的最高指揮者，但他顯然沒有以勝利者自居，對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為之開脫，敬佩之情，溢于言表。西晉武帝司馬炎和其父司馬昭一樣，也很推崇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漢尚書令的樊建詢問諸葛亮如何治國，樊建朗聲應(yīng)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司馬炎不禁失聲贊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在司馬炎眼里，晉之滿朝文武，竟沒有一人可望諸葛亮之項背。

皇室扶風(fēng)王司馬駿鎮(zhèn)關(guān)中，嘗與“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有人譏刺諸葛亮“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大謀小，不能度德量力。”郭沖起而反駁，“以為亮權(quán)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業(yè)未就，而論者惑焉。遂舉出包括空城計在內(nèi)的五件“隱沒不聞于世”的事例，以證實諸葛亮的德業(yè)戰(zhàn)績。據(jù)裴松之分析，這五件事純系子虛烏有，有的并有明顯的為頌揚(yáng)諸葛亮而貶低司馬懿的傾向。而“諸官屬士大夫”們聽后，“亦不復(fù)難”。作為司馬懿之子的司馬駿，竟也“慨然善沖之言”。西晉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于褒美諸葛亮的時尚之中了。而這種時尚，在當(dāng)時乃是一種風(fēng)雅的象征，以這種時尚為內(nèi)容的清談，自然最容易受到人們的激賞，至于偏頗失實，好尚所在，也就不愿細(xì)究了。

到了西晉末年，《陳情表》的作者李密之子李興為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對諸葛亮的美譽(yù)又推向了一個驚人的高度。碣文一則贊諸葛亮：“英哉吾子，獨(dú)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則歷舉古賢，認(rèn)為大都不能和諸葛亮攀比，即使像孔子那樣的大圣，也不可企及：“昔在顛、夭，有名無跡；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歿，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并征。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fù)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鄭，教美于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圣宣，慷慨屢嘆！”你看，自古稱頌的致治名臣和高潔之士太顛、閎夭、臧文仲、管仲、樂毅、許由、子產(chǎn)、晏子、孔子，都不及諸葛亮，只有皋陶和伊尹或許可望諸葛亮之項背。在李興筆下，諸葛亮實為古今第一人。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陳壽奉詔編成《諸葛亮集》，接著又撰成《三國志》，及時為褒美諸葛亮提供了豐富的談資。陳壽本來“折服于諸葛深矣”，在《三國志》中，明里暗里，極力渲染諸葛亮的功德，把諸葛亮寫成三國時期的天下第一。但就這，人們還嫌不過癮，遂造出流言，說陳壽乃“挾恨”貶低諸葛亮。一則說，陳壽之父曾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馬謖，也髡其父頭。二則說，陳壽任諸葛亮?xí)魰r，曾“被撻百下”。陳壽因此在《三國志》中攻擊諸葛亮“應(yīng)變將略，非其所長。”前者，晉人王隱《晉書》記之，筆下含恨；后者，口碑流傳，義形于色。

漢末魏晉以后，隨著正統(tǒng)之爭、華夷之爭愈演愈烈和政治斗爭日益慘烈，政治人物加劇**，諸葛亮的歷史地位也愈來愈高，到《三國演義》問世，諸葛亮更被圣化、神化到極致，過猶不及，以至有點(diǎn)妖化了。

緣何被崇仰

諸葛亮究竟憑借什么，獲得歷史這等不同尋常的贊譽(yù)？

是像世俗盛傳小說家言，諸葛亮能掐會算，戰(zhàn)無不勝，創(chuàng)建了赫赫戰(zhàn)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