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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反應了一個重要的經驗，即翻譯本身對于譯者也是一個有益的學習過程。

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完美的翻譯，只是錯多錯少而已，所以對于任何真誠的學術翻譯我們都應該鼓勵。

而且翻譯全書難，不過，蘇亦在翻看譯本的時候，確實遇到不少讀著不太通順的地方。

如果沒有譯本的話，以蘇亦半吊子的英文是很難完全讀懂這片論文的。

然而，不管如何，這年頭有人愿意去翻譯這些偏門的論文已經是很難得了。

所以，也不需要苛求什么。

再說當年蘇亦也不是研究這個領域，只不過，這個時候，突然遇到周一良先生，蘇亦就覺得不應該錯過這個請教的機會了。

不然，天知道要等多久，才有這樣的機會遇到周先生。并且，還能夠跟對方搭上話。

聽到蘇亦的話，周一良望著他一眼以后，就示意他拿上書本，“咱們出去聊，不要在這里耽擱其他同學借書。”

除了二樓借閱室，周一良望著蘇亦，“你就是蘇亦同學吧？宿白先生學生？”

“周先生，認識我？”

蘇亦驚訝，自己那么出名了嗎？

這位連講臺都沒有再出現的老人，竟然能夠知道自己的名字？

周一良點頭，“雖然未曾見過，但你的名字我確實已經多次聽說過了，從你進入歷史系復試的時候，咱們系里面關于你的討論就不少，同樣，前段時間你們王永興教授去我住處拜訪我的時候，曾經談論過你，還曾經說恭三先生想要收你為徒，卻被你拒絕了。”

得，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

這樣的小八卦，似乎在北大歷史系，似乎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

這不，連這位老爺子也知道了。

而且，周一良提到的王永興，這位也是一個大名人。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陳寅恪的家里，汪錢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汪錢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陳寅恪的一篇口述長文。在這一“對科學院的答復”中，陳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就不是。”

然后，陳寅恪在桂林，周一良在美國哈佛留學，戰火的阻隔，讓陳寅恪想起和周一良戰前書信往來論學之舊事。他在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的開端充滿感情地寫道：“噫！當與周君往復商討之時，猶能從容閑暇，析疑論學，此日回思，可謂太平盛世，今則巨浸稽天，莫知所屆。周君又遠適北美，書郵阻隔，商榷無從，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由此可見陳周師生情感之深。

然而，1949年之后，周一良受輿論和形勢的影響，在家信中將胡適稱之為“文化買辦”，隨后著文批判，也就不足為奇了。

周一良此舉，完全背叛了陳寅恪，并對其反戈一擊，師生斷誼。1963年，陳寅恪編訂叢稿時，將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前記錄陳周師生之情的序刪掉，以示往日師生情誼不再。這種舉動，可以和古代先生對弟子的“破門”視之。

那么破門有是什么呢？

這個這是古代讀書人對門下弟子的一種懲罰之道。

他跟我說：“你說誰能上課？要不是這個歲數，我該先上！“他還跟我說：“能上的，倒是有兩個，可他們能來嗎！“鄧先生說的這“兩個“，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慶。當時這兩個人正在“梁效“學習班接受審查。這樣，鄧先生外請了一批人來開課。一時之間，歷史系的課堂上外來教師云集。有寧可講中國通史、蔡美彪講遼金元史、漆俠講宋代經濟史、胡如雷講中國封建社會形態、劉乃和講歷史知識講座、王利器講古文選讀。

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十年、晃蕩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這個時候，誰不想上課？其實，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點點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輕一點的或是學了英語、或是學了日語。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老師的成果最早見了天日。發掘的發掘，發文章的發文章；歷史專業老師的抽屜里，也有不少存貨。對于這一點，鄧先生可能估計不足。

結果這個時候，鄧廣銘先生從外面把人挖人過來，事情就大條了。

不滿盡管不滿，可在鄧先生面前敢于表達出來，那是另一回事。

說到這些有些跑題了。

蘇亦跟隨著周一良走出圖書館，走在林蔭道上，蘇亦才問，“周先生，學生有個疑惑，在您的論文原文頁2423中是:byapplyingoiltohispalmheilesa冶是是貝葉的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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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5章：唐代密宗（3 / 3）